□高嘉晨

“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使一切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活起来，使乡村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国乡村千村千貌、风土各异，各地乡村的发展要素虽在类别上大致相近，但性质结构等方面仍差异显著。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党中央已经明确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各地要解决好落地问题，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实施方案”。摸清脉络、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走向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纵观历史发展，因地制宜是对中国乡村建设经验的凝练。一部农耕史，半部中国史，中国以其地大物博孕育出了形态丰富、多元融合的农耕文明，在长期的乡村建设与农耕实践中逐步凝练而成了因土种植、因地而治的宝贵经验。起初，因地制宜以“地宜”“土宜”等形态呈现。《左传》强调“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淮南子》总结出中国“东宜麦，南宜稻，西宜黍，北宜菽，中央宜禾”的种植规律，无数古籍都点明了土地与农作物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接着，因地制宜超越在耕种领域的应用，拓展至乡村发展的其他领域。《史记》中的“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就蕴含着在种植业区位优势不强的地区培育新的增长点之智慧。同时，就地取“才”是因地制宜在乡村治理中形成的突出成果。本地乡绅以其与当地人民的血缘亲近性强、地缘熟悉度高的缘由，往往构成了调和矛盾、治理乡村的核心力量。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乡村建设聚焦土壤、气候、水源、人文、社会等各因素，充分发挥了因地制宜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振兴各领域的作用。

追溯理论根源，因地制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要义的贯彻。因地制宜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具有一致性，无论是科学的理论还是感性的经验积累，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从矛盾的特殊性角度来看，要尊重乡村发展规律。乡村内在矛盾的独特性决定了我们在建构现代乡村系统时不能生搬硬套城市现代化的逻辑框架。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正是要求我们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摸清乡村特有机理，顺应乡村发展规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看，要“有多少汤泡多少馍”。各村振兴的战略安排、制度改革、政策激励都不能搞“齐步走”“一刀切”来定，而要与乡村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因时因地、分区分类明确建设的目标任务。从群众史观来看，要坚守农民主体。乡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农民必然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过度引入资本力量、按城建模式来塑造乡村样态，建设出来的必然是商业化、同质化的乡村。唯有贯彻“农民的乡村农民建”的理念，不断完善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机制，才能使农村在现代观念与乡土观念的碰撞融合中坚守住“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立场，同时实现“本领增强、人人持证”的农民技能培育双向发展。

着眼现实需求，因地制宜才能走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要想画好、画美这幅图，首先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兴”。各地发展怎样的特色产业、怎样发展特色产业成为产业振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而因地制宜的方法要求我们着眼于原有产业基础与邻近城市产业转移两大关键因素，以此为基础与导向分区域、分类型、分重点发掘并培育新项目新业态。其次要因地制宜促进“面貌新”。“和美乡村”要的不是“千村一面”而是“百花齐放”，无论是地势地貌、水文气候还是风俗传统的差异，都要求我们以因地制宜为原则做好乡村用地综合整治规划、历史文化资源利用规划、村镇建设规划、村镇布局规划与乡村社会治理规划，打造具有地域生态文化特色的乡村新面貌。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已徐徐展开，在“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土地上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蓬勃生长，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乡村中特色产业竞相迸发。因地制宜制定的乡村振兴政策将各乡村的生态地理、人文风情、特色产业融汇合一，充分发挥了区域蕴含着的独特内在优势，以千万乡村的发展合力汇聚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伟力。（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