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材新品种的培育直接影响中药材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药农的收益，关系到中药资源的保护利用以及中药材的市场竞争力，对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公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古代医家临床所用中药材来源以野生为主，人工种植的较少，新品种培育也没有被足够重视。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中药材需求的不断增加，野生中药材资源不能满足中医临床的需求，人们开始广泛引种、驯化和种植中药材，中药材新品种培育进入一个新的科学探索阶段。其中，我省通过系统选育和杂交育种获得的“四大怀药”新品种（地黄新品种“怀丰”“金九”“吨王”，牛膝新品种“核桃皮”“风筝棵”，菊花新品种“小黄菊”“小白菊”，山药新品种“铁棍山药”等）得到了推广应用，成为持续多年的主栽品种，满足了中医临床的需求，为药农带来了良好的收益，同时在长期的中药材生产中形成了一批道地药材。因此，建设良种繁育体系是生产优质道地药材的前提，中药材新品种的培育工作现已成为加快我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对提升我省中药材产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与传统农作物相比，中药材新品种培育进展整体比较落后，自繁自用、自留自引及相互串换的形式较为常见。由此造成的品种基源不明、种质混杂退化、药材品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对中医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稳定性构成了一定威胁。总体而言，在中药材新品种培育中存在以下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目前中药材新品种培育多注重抗性和产量，对“中药材品质育种”的重视不够。与传统农作物相比，中药材更注重品质，中药材品质直接影响临床疗效。二是育种技术水平有限。我国中药材品种较多，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也相对较少，育种效率和成功率较低。三是基础研究薄弱。多数中药材的遗传多样性、药用成分累积调控机制尚未充分研究。抗逆性和适应性研究滞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标准化栽培管理体系缺乏。四是单品种面积少，推广应用不足，影响了新品种培育的积极性。由于生产的区域性和道地性，每种中药材需3-5个优良品种才能覆盖生产，但绝大多数中药材现在没有主栽品种，品种布局区域化几乎是空白。五是政策机制尚不完善。相比粮、菜、油等农作物较为清晰明确的品种审定、登记或认定（鉴定）体系和制度，中药材品种体量小、前期缺少相应的管理法规，中药材品种认定政策依据不够清晰。

因此，针对中药材新品种培育，建议：一是完善政策机制。我国农作物新品种认证方式主要有“审定”和“认定”两种，主要农作物实行国家和省级相结合的“审定”方式，非主要农作物部分省市实行“认定、鉴定或登记”。将中药材纳入非主要农作物进行新品种的“认定、鉴定或登记”时，其标准基本上与农作物类似，并没有突出药材特色。因此，制定适用于中药材（植物药）新品种的田间鉴评、登记、审定和认定相关国家标准及政策机制，对推进中药材新品种培育和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通过完善中药材新品种质量认证体系、加快新品种市场准入审批、建立适合中药材特点的推广体制、提供新品种种植政策性补贴等方式，能够有效促进中药材新品种的培育和推广。

二是加强基础研究。优质、抗逆、适用于栽培和采收加工，是中药材新品种培育的主要目标。深化中药材有效物质基础及质量标志物研究应作为中药材新品种培育工作的重点，药效成分的系统表征和评价是确定优质中药材种质资源的重要环节。同时，针对药用植物植株形态、生育期、生理功能、抗病、抗虫、抗逆及品质性状开展基础研究，是获取优良稳定后代的前提。此外，探索中药材新品种在不同环境下的生理响应机制、分析其对药效成分累积的影响，是集成规范化种植技术的基础。

三是引进现代育种育苗技术。进一步加大药用植物的人工育种效率和成功率，是推动和加快中药材种业发展的关键。在系统选育、杂交育种、组织培养、多倍体育种、辐射及空间育种的基础上拓展分子育种，能够大大缩短中药材新品种培育的周期。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中药材种质资源利用、优良基因发掘和育种效率，并为加快中药材新品种的定向培育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四是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提升开发利用能力。大部分中药材种质来源于野生中药材资源，遗传多样性丰富，且部分中药材资源濒临灭绝。因此，中药材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评价，对中药材新品种培育、中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评价可以进一步保存、挖掘、改良和利用中药材的优良遗传基因，为后期培育具备良好推广性能和产业化特质的新品种提供信息和材料支持。

中药材新品种培育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农业生产问题，更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通过品种培育，可以推动中药材的基础研究，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和创新，有助于发现新的药用成分和治疗方法。不断加强中药材品种培育工作，可以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升中药材的国际竞争力，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河南中医药大学张宝陈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