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锷 口述 范学贵 整理

纪锷先生在读报

纪锷，1924年生于金坛，毕业于南京鼓楼二中。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任职。负责训练18至48岁青壮年公民，进行反共宣传。新中国成立后，被金坛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72年10月期满，恢复公民权，安排就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虽年逾鲐背，直奔期颐。然而，纪锷步履稳健，不带拐杖。看书看报，不戴眼镜。与人交谈，思维敏捷。特别是说起金坛民国年间那些事，侃侃而谈，条理分明，下面这几段文字，根据纪锷口述。

抗战胜利，弹痕遍地；三年内战，市镇依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金坛县八年前的炸弹坑还没填平，城墙上的弹孔历历存在，国共又陷内战。三年半的时间瞬息过去，1949年4月之前，城内街道、漕河、商店、城墙、水关面貌依旧，一片苍凉。

石板路坑坑洼洼，骑辆脚踏车都颠簸而行，汽车开进城内简直不可思议。当然说句笑话，如果这六七十年保存下来，那古代六门两水关，孔庙、春草塘，于祠、戴祠、相府弄，漕河、水巷、拱形桥，也许能给远离的金坛人留住乡愁，给现代金坛人留下古迹。

国民穷，社会穷，机关更穷。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各级政府也恢复建制。金坛县政府党政军陆续到位。民政科、教育科、军事科等机关就住进清代县衙，一间房子里两三个科合署办公，每个科配一个科长一两名科员。县长和秘书坐在衙院内东北角的洋楼办公室，这幢楼还是伪县府所建。整个机关五六十人。金坛一无资源，二无本钱，连税收财政都是包给私人的。说到底金坛国民穷，社会穷，政府官员也穷。工会理事长时雨亭在毛家场家里办公，妇女会长潘樱子是贺公朴老婆，也在家里办公，三青团办公室在哪里？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穷嘛，连个办公用房都造不起。

金坛号称鱼米之乡，咋这么穷？再富也经不起战争，请回想一下，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二次攻入，英、清两军联合镇压，铁打金坛城成了重灾区。民国初年，军阀孙传芳挑起苏浙大战，江苏又耗资不浅，金坛也在劫难逃。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金坛人民群众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那时候的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建设可言。

抽壮丁、买壮丁、抓“中签”壮丁。

众所周知，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屁股一转，蒋介石的枪口对准共产党，占领延安，还亲临视察。又把新四军压缩到了苏北、山东。打仗是要付出代价的，伤亡多了就要补充兵员，于是乎1946年12月开始在蒋管区内抽壮丁。抽的范围是男性公民18至48岁青壮年。粗略估算一下，当时的金坛城镇总人口不到18000，男女各半为9000，18至48岁青壮年约50%，4500，三个抽一个，就得抽1500名。相当于一个加强营。

谁也不肯去打共产党、新四军，谁都懂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不去当壮丁，你就出钱，壮丁费一人一担稻钱。有钱多出，没钱少拿。估算合计可望收到1500担左右的稻钱用来买壮丁，愿意卖的可获四五十担稻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时，不知是哪个征兵的出了馊主义，抓“中签”壮丁，既不出钱，还完成任务。当然抓的都是些穷苦百姓。如剃头佬陈雨生、开一天职工柳小东等。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他们说，我们没去抽签，那儿来的“中签”？！闹得满城风雨，一片哗然。这时，民主社会党主任胡柏寿（中共地下党员）出面找严悫男县长（注：抗战胜利后，金坛县五任县长）交涉，说这违反上级规定，应追究责任，收的壮丁费哪去了？应予以查办！结果这种“中签”壮丁的把戏不得不停止。

而凡是卖壮丁的都是些被逼无奈的流浪汉、乞丐、贫民，拿到壮丁费就跟镇江来接兵的去了团管师。保长叫保丁在户籍簿上把名字划去，不日又开了小差，镇江团管师回过头来再要人，保长当然不认账。回说：“户籍都注销了，还要什么人呀？”试想就这么一支部队怎么打仗？

伤残国军士兵在金坛张牙舞爪，军民反抗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国军称徐蚌会战打响以后，国共双方以数十万军力上阵拼杀，伤亡之大可想而知。这年冬，大批伤残军人，有的断胳膊肘断腿，有的头颅缠绕着纱布，鲜红的血水透过白色药棉纱布已经发黑，二三百号人开到金坛，驻进顾龙山大庙内。军队丢下不管，地方政府无力负担，吃穿无着。

这批伤兵，自认为老子打共产党有功，如今受伤都无人来问一下，于是就不知从哪儿搞来几麻袋毛笔，分别走上街头，四处闯入商店，强买强卖，每家必须摊派几十支或上百支，商家叫苦连天，不买就砸店抓人，甚至连在街头走动的夜半打更的更房也捉，实在引人厌恨。于是全城军民一齐上阵同这帮伤病残将作对。一次纪锷也参与其间，拿着棍子，刀叉抓住这些不讲理的伤兵就打，打得他们蒙头转向。纪锷见更房被抓，上前叫那伤兵放人，他见上尉发话，只能从命。这帮国民党残兵建大势已去，连内警总队也出来打他们了，不得不躲进顾龙山。

城里不行就下乡。浩浩荡荡去了白塔区后阳一带。进了村庄，又抢粮，又杀鸡。正德乡乡长沈清就组织青壮年拿起钉耙、锄头、大锹与他们干，伤兵们哪经得农民大军的打击，不得不逃之夭夭。

币制改革，兑换金圆券

国民党发动内战，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采取大量印刷法币补救，又导致物价疯涨，法币严重贬值。为挽救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军需开支，决定废弃法币，而发行金圆券。由于发行金圆券泄密，官员们拿到后就立刻抢购黄金、白银、美元。票面从最高值10元升到100万元面值。由于滥发金圆券，物价飙升更快，发行10个月（1948年8月19日在市面流通，到1949年7月叫停）时间，物价飙升170万倍。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破产，特别是粮价上涨，广大民众无法养家糊口，民心大失。那时期我们金坛城里，十几家稻行、米店也跟着起哄，抬高粮价，一日数次上扬。县政府派出警力武装干涉。先劝说，不准涨，如果不听从就重罚，如果抗罚就抓。老板们一个个关门落锁，四处躲藏。

此时，东门大街相府坊有一家金盛粮行，老板姓王，绰号王呆子，他照样开门经营。低价进就低价出，高价进就高价出。政府总得讲理呀，他该赚点你得让他赚呀。人头高，马头高，水涨船高嘛。10个月时间里让王呆子大把大把赚了不少，独家经营发了。那些停止营业、囤积居奇的老板们，一个个傻子过年看人家发财。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渡江南下，当时的金坛民国政府留给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银行已无一分美元，仓库无一寸布匹、一斤粮食。唯独留下的竟然还是清朝末年的县衙及县衙办公用的破旧桌椅，另外还有一所私人创办的昏暗电灯厂。

五十年代的顾龙山宝塔

老丹金漕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