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超

北京初一新生陈东东的妈妈参加期中考试总结家长会时领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陈东东考试的各科成绩和分科排名。“义务教育阶段不是不让排名吗？”东东妈很嘀咕，但她也明白，三年后孩子肯定要参加中考，未雨绸缪是大环境决定的。

在新一轮中高考改革中，教育评价指挥棒将如何破除唯分数论，影响家长、教师和学校？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十一次学术年会上，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

“超纲”体现了考试选拔与质量评价功能的矛盾

“如果冲着中高考的利害性，追求考试成绩可能还能理解，但校外培训那么火爆，所有孩子不分年级大小都要去补习。我们要反思，我们日常测验考试难度太大，很多是超纲、超课标的，课堂又不讲，他只能去外面学习，如果日常考试的难度、次数不降下来，很难挡住补习的脚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田慧生在主旨发言中点出了问题。

北京教育考试院原副院长臧铁军认为，“超纲”反映了中高考作为考试升学选拔与教育质量评价两个功能的矛盾。“高校希望选到符合培养条件的人才，而质量评价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出题，由于招生和考试无法分离，考多少分就到什么学校，分数成了唯一标准，所以为了满足选拔需求，初中、高中就会超纲学习。”他认为，赋予高中、大学更多分数之外的综合评价人才的自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思路。

“唯分数让孩子的全面发展得不到落实，同时一考定终身增加了孩子过多的负担。”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辛涛表示，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里，第一项就是教育的评价制度的改革。

“综合评价录取”成顶尖高校选择

镇海中学是浙江宁波的一所著名高中。2018年，该校分别有35人升入清华，29人升入北大。其中，统一高考进入清华两人，北大一人，保送和自主招生清华2人，北大6人，有31个、22个学生通过三位一体招生分别进入清华、北大。所谓“三位一体”是指将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三方面评价要素按一定比例（如6：3：1）加权为一体的多元化招生考试评价体系，其中综合素质评价包括中学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综合素质测试。在上海、山东等其他改革省市，这一录取形式被称为“综合素质评价招生”。

“以前，走自主招生和保送的学生一门心思准备竞赛，往往荒废了综合学科的学习，如果拿不到奖项，不但去不了清华，文化课也考不上浙大。三位一体既鼓励了学生有所专长，又保证了学生在各学科的综合发展，还不会导致唯分数、分分必较。”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介绍。

据记者查阅资料，在率先进行高考改革的浙江，2018年三位一体和普通高考录取的人数分别为：清华大学105人、8人，北京大学85人、10人，复旦大学210人、10人，上海交通大学305人、9人……在浙江，获教育部批准的8所名校将多数名额投放给了三位一体招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的态度。

“在三位一体中，不同高校有自身看重的特质，也更容易招到自己想要的学生。学生需要确定意向学校后，有针对性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实践、研究性学习，增强选择的意识和主动思考，从而避免一窝蜂拼分数。”吴国平表示，“现在还只是顶尖名校和部分省属高校采取三位一体招生，但这个实践已经让我们看到，破除分数的唯一标准，让学生综合发展的可能。”

重过程评价，避免攀比等级

“在上海市实施的综合素质评价中，就读的高中学校更多是进行客观记录，谁使用谁评价，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参考高中的记录选拔人才。”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彦平观察到，“复旦大学非常看重学生的研究实践能力和探索能力，上海交大看学生实践的成果和经历，同济大学看重专题性研究报告。”

吴国平指出，新的评价机制要求学生主动探索自身兴趣，也要了解心仪高校的要求。“当然，这对学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后不光是培优补差的问题了，而是要根据学生的意向高校提供针对性的辅导。”他说。

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评价专委会理事长时龙建议，综合素质评价应该是过程性评价：“综合素质评价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是育人功能还是选拔功能，现在很多中学是往选拔的路上想的，但关键是上一级的学校怎么用综合素质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不是我们制定一个量表，填一个档案袋，然后把它存档留给上一级学校挑选裁核，而是要随时跟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所以综合素质评价一定要在过程中随时反馈到学生那里。”

杨彦平表示，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发展而不是划分等级：“所有的学生社会实践都是由第三方平台来记录的。我们还要对学生的数据进行保密，不做区域的比较及评价，因为如果我们把学生的数据拿来做评价，势必导致老师的急功近利和学校的急功近利。”

有专家表示，其实从中考就能发现，综合评价改革导向的提出，一定会影响前端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对于“唯分数”而言，综合素质教育评价的确立带来的变化将是根本性的。

（来源：12月2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