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建君

蔡留生（左）在放电影

道路黑咕隆咚，一眼望不到头。没有汽车，只是苦了两条腿。蔡留生挑着放映设备，右手打手电筒，一口气跑了10公里。推开门，妻子看着夜幕里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他埋怨道：“电影害苦了你！”

……

“又做梦了，起床了。”妻子轻轻一推，蔡留生醒了，“纪念改革开放40年电影展播，今天轮到直溪镇西阳村了。”

“荣军、荣强、荣花，准备放映设备，马上出发。”蔡留生一滑碌爬起来。虽然72岁，但他身体不错。

老兵归来

“叔叔，今天放打仗的电影吗？”1975年，蔡留生退伍，当了一名公社放映员。每到一个地方，孩子们都要围拢过来。退伍时，摆在他面前的是粮管所和供销社，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可是“香饽饽”，可他偏偏选择了乡电影院。他记得1968年在江西景德镇当兵，一有空就和战友们到驻地的公社电影院看电影，当时票价是二角。部队经常请电影队放电影，蔡留生看得心里痒痒的，心想“哪天我也放上电影，多好。”

蔡留生记得当初使用的是最原始的8.75毫米放映机，放的是《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从奴隶到将军》、《挺进中原》等革命题材影片。那时交通落后，从金坛县城到各乡镇还是农公班车，一天就几个班次。一些偏远的乡镇，连条公路也没有。他一早用小木船把放映设备运过去，晚上再运回来。苦归苦，但他感到有一种乐趣，因为这是他的梦想。

影人老蔡

“蔡伯伯来放电影了，快去赶场子。”90年代初，乡亲们听说大队放电影，一早就端着凳子抢地盘。

“早点放学。”刚吃过中饭，只要听到晚上放电影，孩子们心里就念叨着。说起露天电影，蔡留生深有感受，改革开放初期，电视机没有普及，电影是人们最奢侈的娱乐工具。

“那时，放电影就是一个字，‘苦’！”蔡留生说，有时候二三个村庄同放一部电影，东村放上片，西村放下片，放完上片等下片，这就叫“跑片”，也叫“跑马”。

“老蔡来了吗？看，又跑片，叫老蔡快点！”乡亲们总是怪他，而蔡留生总是安慰乡亲们，“别急，先看一回幻灯片，科学种田，讲究法律……”蔡留生拿出早就做好的农业、法律、文化宣传等方面的幻灯片。

“乡亲们闲不住，爷儿们掏出旱烟袋，猛抽上一阵，干咳几声，‘嗨，这小佬跑什么，碰得老爷子烟丝都掉了’……”蔡留生说，女人们闲不住，拿出早准备好的蚕豆一顿“噼叭”，孩子们则满场地的跑。

“晴天还好，有时碰到阴雨天，刚看到一半，‘哗哗’一阵雨，大人们都散去，而孩子们不肯走，我们只能用伞撑着把整部电影放完。”蔡留生说，那时人的精神特别爽，自己既是放映者更是观众，心里始终是甜甜的。

电影之家

“蔡爷爷，今天放什么电影？”这天当蔡留生与儿女儿媳，一早赶到元巷小区时，一群孩子就围过来。

“今天呀，放的是《我的特工爷爷》。”蔡留生告诉他们。

“好嘞，我们就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孩子们一片欢呼雀跃。

“整整40年，从农村到社区，从学校到企业，我放得都是革命题材电影。”蔡留生说，军人出身的他，可以说对革命题材影片情有独钟，《地雷战》、《地道战》、《英雄儿女》等放了几十遍，无论是他还是观众都百看不厌。10年前，小儿子蔡荣强从部队退伍，他把蔡荣强、儿媳汤荣华拉进放映队，接着又把大儿子蔡荣军带上放映之路。对此，蔡荣强自豪道，他们全家都是“荣”字辈的，是光荣的电影之家。近年来，蔡留生投入30多万元，增添四部数码电影放映设备，并在常州市率先成立首家数字流动放映机，在企业、社区、学校等流动放映，最忙时四部放映机同时在全区不同地方放映。2016年，金坛遭遇百年一遇洪涝灾害，蔡留生组织抗洪抢险题材影片《惊涛骇浪》，送到了抗洪抢险一线，鼓励大家斗志。去年6月28日，蔡留生刚好高烧住院，当听说地处茅山老区的薛埠镇西阳村人民翘首以待时，拔下针头赶往放映现场，为当地百姓送上了《勇士》。去年6月至10月，他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契机，为社区、学校和企业送上《勇士》、《生死九十六小时》、《浴血东征》、《我的特工爷爷》等爱国题材影片近百场。

随着电视的普及，人们从露天电影转向“家庭影院”，但蔡留生认为，露天电影作为影响一代的人“文化角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方式，不能被历史所遗望。近年来，金坛区委宣传部组织送文化下乡活动，他在华苑新村广场的露天电影吸引了上千观众围观，上至九十岁高龄老人，下至三四岁孩童，都认为久违的东西又回来了。对此，蔡留生认为，各级政府要把群众性精神文明、乡村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在项目、资金、组织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通过送电影、送文化下乡，增强人们的科技、法律等意识，讴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50年的老兵，40年的影人，放电影就是我的人生。”蔡留生说，如今交通四通八达，汽车进入百姓家，他的胶片机换成了数字机，独轮车变成了面包车，只是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古稀老人，而他依然喜欢那首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倒了日本侵略者，消灭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