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奉楚

民进中央向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提交的《关于有效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提案》认为，中小学校面对欺凌事件，往往处于政府部门与家长之间的“夹心”位置，同时承受两方面压力，由于缺乏教育惩戒权，缺少法律顾问和专职心理教师，学校欺凌治理权能有限。建议赋予中小学校适当惩戒权，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对任何校园欺凌事件必须予以解决，不能搁置或推脱。

近年来，校园暴力、霸凌等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伤害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有些事件异常血腥，令人发指。很多校园暴力的施暴者未满16周岁，甚至未满14周岁，无需为施暴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偶尔的犯错还好，对于具有明显恶意的“熊孩子”，未成年身份就成了其不断违规、肆意妄为、欺凌他人、为非作歹的“护身符”。而当前背景下，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加之害怕承担舆论压力和家长苛责，学校不敢对施暴者加以惩戒，甚至连批评教育都不敢理直气壮。

这基本上让犯错者感受不到规则的重要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甚至会以犯错为荣，愈加横行霸道，直到成年之后因犯罪被送往监狱。要知道，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家庭、学校这三个教育场景，但很多家长对子女过度娇惯，社会给予其的“教育”要么就是没有“教育”，要么就是沉重代价，如果再不让学生在学校感受到犯错的代价，结果可想而知。

特别是，社会和家长对学校寄予厚望，希望其输出品学兼优的人才，并将其作为预防校园暴力的“第一道防线”。在发生校园暴力时，大肆鞭挞学校管理不到位、育人无方，要求承担相应的行政处分责任和民事赔偿。但另一方面，却不从法律和道义上赋予学校惩戒权，让老师只能苦口婆心地说服学生。我们要求学校承担教书育人、预防暴力的责任，却没有赋予他们强有力的管理教育学生的权力。以至于学校无权有效管理教育学生，却需要对学生的出格行为担责，权责十分不对等。

惩戒也是教育方式，教育不是保姆式服务，而是包含着惩戒在内的教导、疏导、惩戒。如果像“鸵鸟”那样漠视惩戒教育，既是对施暴学生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受害者的不负责任，是没有担当的表现。世界各国长期教育经验认为，对于年龄小、认知差的孩子，要通过即时性的痛苦，才能让其马上意识到自己犯错。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必须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要“充分发挥教育惩戒措施的威慑作用”。
  有必要加快探索和研讨，以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制度赋予学校适当惩戒权，或者采取先行试点。对惩戒方式、程序、程度作出界定。如明确训诫、隔离、剥夺某种特权、留校、短期或长期停学及适当体罚，严格禁止不当体罚，并可辅之以心理辅导。这样才能让学校有必要的约束与惩戒手段维护教学秩序，不再对施暴者软绵绵，不再让严管厚爱流于形式。进而以强有力的手段促使未成年人从小养成底线意识、规则意识，不至于在暴力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最终害人害己。
（来源：3月8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