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 宋佳琳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基层减负赋能的方式方法，出台了一系列基层减负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另一方面，放权赋能仍显不足。为基层减负赋能需要从源头上改变问责督查机制，避免技术反噬治理，完善基层的责权利平衡体系。

为基层减负赋能，需要避免问责督查泛化，建立并落实容错纠错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问责制被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框架。问责机制是当前保证基层各项责任落实的有力手段，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当问责制度与“硬指标”相结合时，便会出现各种异化的后果，“审批事项出了问题，把仅负责录入系统的雇员推出来凑数”“为了完成5个案子的指标，街道办纪委书记在犯错的普通党员身上追加处分以完成任务”等等。在更多引起热议的新闻报导中——山西部分教师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湖南某教育局办公室有零食被通报，河南某医护人员丢弃半个馒头被通报为“四风”表现……“泛化问责”展露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而基层干部作为承担基层大部分事务的主体，也是“泛化问责”的最大受害者。

为基层减负就要守住问责边界，“一刀切式”“凑数式”“欺软怕硬式”问责都是问责机制简单化、随意化的表现，带来了形式主义的再生产，破坏了正常的治理生态，还会导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心态，消耗真正实干家的热情和心血。拒绝绑架式问责，需要尊重历史、尊重实情，准确把握“三个区分开来”，将其与实践结合，也需要强化正确的政绩观，问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应该成为捆绑治理的理由。

避免问责督查泛化，认真落实容错纠错工作机制极其关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保护和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正确实施容错机制应该保证其科学化、民主化，坚持实事求是、依纪依法、容纠并举，广泛听取群众的心声。“容错”需容可纠正之错，“容错”是前提和基础，“纠错”是目的和意义，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促进基层工作良性循环。容错纠错机制与合适的问责机制并举，共同维护权力的规范运行，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减负赋能。

为基层减负赋能，需要避免技术反噬治理，建立技术治理的使用边界

信息时代的开启，让众多科技手段进入社会治理范畴，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规模的、无处不在的数据应用正在重构基层社会的基础结构和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指出，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不同社会群体的沟通交流，凝聚社会共识，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以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即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统筹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各种信息数据的集成运用，为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不断提高现代治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技术治理不仅能够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可以推动基层社会协调自身的治理行为。比如政府服务热线、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作为基层治理的技术手段，都有较为显著的收效。在北京市，依托政府服务热线的“接诉即办”机制，2020年全年受理量突破1103.94万件，环比增长55.24%，解决了304万件民生问题。

技术手段的初衷是服务社会，但也需要避免技术反噬治理。电子政务作为技术治理在信息时代的新表现，在提高政府管理和决策水平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据《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提升至全球第45位。但技术的投入也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依赖不断加强，其形成与强化带来了政府职能过重、行政成本过高、社会空间发育不足的矛盾，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必须达到的网格管理指标考核，既耗费了基层人员的工作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的滋生。

建立技术治理的使用边界迫在眉睫，技术手段引入基层是为了民众更加方便地表达诉求，基层能够更快速地解决问题。但技术不是万能的，对基层任务的大包大揽会让技术凌驾于治理之上，过重的负荷反而消解了治理能力，所以既要看到技术治理对基层管理的支持，也要合理界定技术的功能及其边界，明确其应用的限度，应该让真正的民生问题进入技术系统，而对私利化、情绪化、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筛选和识别，留给基层更多的治理空间。

为基层减负赋能，需要建立干部激励机制，完善基层的责权利平衡体系

责权利互相挂钩，明确责权利能够使基层干部了解具体的责任内容、权力范围和利益大小，也能规范行事主体的运行规则，明确各责任主体的责任。根据责任赋予该主体完成其责任所必需的权限，最后根据该主体的责任完成情况分配各自应得的利益。

长期以来，基层处于责权利严重不对等的状况，表现为属地责任边界无限扩大，而权力与利益与之并不匹配。责权利的不对等导致基层成为“万能政府”，也是“无奈政府”，责任无限大，但并未给予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权力，以及相应的利益激励。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基层治理的意见与法规，并通过街道体制改革不断探索如何推动社会治理的重心下沉，这些改革举措通过权力下放、资源下沉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基层的权责失衡问题。相比而言，当前对于基层干部权力边界和职务责任的监督问题力度较大，而干部激励制度建设相对不足。

激活基层干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除去监管和考核，更应该考虑到约束和激励并重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适当的干部激励机制，调动干部积极性，激发内生性动力。首先要重视示范激励效应，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先进典型的榜样作用，为广大干部提供现实经验，推动形成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其次要革新激励考核评价机制，综合政治考察和工作绩效，注重动态管理和结果评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明确正向标准，也标定反向底线。还要明确传达组织关怀，健全荣誉表彰制度，增强干部的荣誉感、获得感，形成敢于担当、踏实肯干的整体风貌。

信任基层和尊重基层，应该践行对基层人员的正向促进，推动基层发挥主动性和创新性。达到责任、权力、利益统一的局面，才能放权赋能，营造更好的治理生态。

基层减负与赋能是推动社会治理改善的一体两面的举措。减负不是减责，赋能也非谋私，而是为了广大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工作中解脱出来，树立激励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实干导向。

（来源：1月24日《光明理论》作者：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