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林生近照　

　　“人生最本能的企求莫过于长存于世，而最终能够留存下来的却恐怕只有名声、精神和艺术作品。我辈之流是决不可能流芳百世的，但思而复思，为别人同时也是为自己做点什么，总比平庸碌碌地消磨时光要多一份寄托和欣慰。”叶林生在自己第一本故事集《风雨太平村》的后记中如此写道。这是他内心最真实的表白，也是他几十年来不辞辛劳、笔耕不辍的真正原因。
执著一生的故事梦
　　几十年来，为了实现自己要“做点什么”的朴素信念，叶林生长年行走于田间乡野，奋笔不息，先后写下500多个故事，200多万字，出了七八本故事书，并获全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被人称为“故事大王”。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1953年，叶林生出生于当时交通极其闭塞的唐王。从小喜欢文学，上中学时他的作文便成了学校的“王牌”。由于老师不断鼓励，叶林生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作文。临毕业时，他竟积累了厚厚两本“作文集”。因此，他也成为当时校园的一大新闻人物。1972年高中毕业后入伍，由于作文突出，叶林生一路绿灯，成了部队的一名文书，后被选入部队团政治处报道组。5年的当兵生涯，叶林生握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这些经历，给叶林生打下良好的文学基础，也为了日后从事民间文艺创作树立的信心。
　　“我记得自己写的第一个故事叫《大象的鼻子》，在《黑龙江艺术》杂志上发表。”叶林生说，处女作的发表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刺激，让他“好像找到一个方向。”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又写了几篇，都陆续发表出来了。这让他倍受鼓舞，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1984年，叶林生创作《一张奇怪的遗像》，发表在上海《采风报》上，当时拿了80块钱稿费。这笔“巨资”曾给了他巨大的信心，让他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随着作品发表得越来越多，叶林生写故事的劲头也越来越大，直至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其创作的背后是巨大而艰辛的付出，这些不是一般所能承受的。
　　“八十年代初，我在乡电影队放电影。在农村放电影，晚上两场电影放完，一般都要到十一点以后才能结束。”叶林生回忆道，等到电影放完，他还得回家。那时连自行车都没有，他得跑回来。等他跑到家基本上也就十一二点了。这个时候，才能开始自己的创作。乡下蚊子多，他只好用洗澡的水桶装上水，把腿伸入水桶里。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字一字地写出来的。
　　2011年，叶林生收获了人生最高的荣誉。其精心创作的《茅山兵魂》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一时名扬全国。那一年，全国参赛作品有几万篇，最终获得山花奖的只有八篇。
难以放下的“非遗”情
　　金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已经广为人知，成为金坛一张张亮丽的文化名片，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它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与“故事大王”息息相关的故事。
　　2003年，金坛文联系统组织民间特色文化普查，由于工作需要，叶林生全程参与。在普查过程中，叶林生敏锐地发现了其中不少项目的独特价值。
　　“我接触的很多人说，这些东西传了多少年了，有的几百年了，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但是现在再传下去可能就没有人做了。”叶林生说，特色文化普查让他感触很深。面对那些后继无人的民间特色文化，他感觉到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他意识到必须有个人把它好好地整理出来，想办法把它传下去。
　　那时交通不方便，叶林生一般都是先搭中巴车下乡，到乡镇村里再叫个“啪啪车”，或者借个自行车走村串巷。当时的很多基础资料，都是他一个点一个点采访收集得来的。几年间，他先后编写了《福地奇葩》等多部相关非遗申报材料，六十余万字，汇集了一百四十多个项目。
　　“通过普查，我们抢先一步获得了很多民间特色文化的资料，这为我们后来向市省国家级申报非遗项目带来了很多主动。”叶林生说，如果没有当初的基础工作，那么现在非遗的申报保护，包括现在的一些传承恢复活动，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效果。
　　命运总是青睐用心而勤奋的人，痴迷于民间文学创作的叶林生，在非遗文化的整理过程中，同样收获了别人所没有的意外惊喜。
　　“我们在普查走访过程中，接触了很多的民间艺人，发现很多的非遗项目，民间的东西，里面很有文化内涵。”叶林生说，这些东西让他十分兴奋，便尝试着把非遗的元素融入他的故事创作。一则可以传承文化，二则更能丰富故事内容。未曾想到，后来竟都成了读者特别喜欢的好作品。他曾写过一篇《脱缰的报马》，就是取材于金坛的朱庄马灯，最后获得江浙沪新故事大赛的一等奖。
　　“故事大王”的故事还在继续。如今年过花甲的叶林生，依然在为自己的故事梦、非遗情而奔走努力，行走于田间乡野的他，还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