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永祥

现在，当我每天接送孙女上学的时候，不由想起自己小时候上学的情景，从内心羡慕现在的小孩赶上了好时代，太幸福了。孩子们由幼儿园开始到初中，每天有人接送，不是父母亲，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我孙女上初中预备班，也就是六年级。离家不到一公里，我每天接送，本来想开车，但根本占不到车位，有的家长提前一个小时就开车等了。我只好用自行车于早晨7点送她到行知二中，晚上五点从学校接她回家。有时怕她下午时间长了受饿，我会带些点心或水果，给她补充营养。

我小时候上学的条件和他们就无法比。1 9 5 8 年我上小学时，学校只设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初小，在村里的寺庙里上课，一年级和四年级的课堂在大殿，二年级和三年级上课在左右两个小殿。我们一年级时用的是一个宽4 0 厘米、长三四米的条板，两头用土块架起来的桌子，上面可以坐五六个小孩，凳子是从家里带来的。每天来回走三趟约3 公里，从七岁开始走到1 1 岁。

到五年级时，上学要到离家两公里的董城村小学。每天来回三趟要走1 2 公里路。早饭是吃苞米稀饭窝窝头；中午吃玉米面和小麦面合起来的面条，或者用苞米面做的面糊糊；晚饭大部分时间是啃点粗粮馍喝点开水凑合一下。当时菜少油少肉更少，每天吃得营养不良、面黄肌瘦。那时小麦产量低，且大部分缴纳公购粮，农民以粗粮为主。记得1 9 6 4年5 月上六年级时，有一天天下大雨，早饭后我带了两个糜子面做的窝窝头，放在土布缝的袋子里，快到学校时不小心滑倒，布袋子和窝窝头一起掉在泥水里。到校后我从布袋掏出窝窝头，擦干水迹当了一次中午饭。

1 9 6 4 年我小学毕业考初中，由于考试成绩好，阅卷老师把我的试卷专门放在一边，出榜时准备放在第一名，不料用蜡板刻榜时忘了把我的名字放上去。我到小学看榜时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当时大吃一惊。那时小学升初中比例不到2 0 % 。我父亲说我年龄还小，在六年级再蹲一年吧，不要为此事揪心了。开学以后不到一个星期，临平中学初一班主任王老师（以后成了我的岳父）带话，说把我漏榜了，并说了以上情况，让我到他带的初一（甲班）报到上课。我想在六年级再蹲一年功底更扎实一些，就每天来回走1 2 公里，在小学多上了一年。

1 9 6 5 年，我考上离家5 公里的临平中学。由于离家较远，每天来回跑又耽误学习，就自己背上被子住在学校，睡在大宿舍的木板通床上，两个同学合起来，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三天从家里背一次馍，再从家里拿一点苞米榛子和小麦面，交学校大灶，一斤粮交2 分钱加工费。早晨一碗稀饭，中午一碗汤面，上百人的汤面就炒一碗下锅菜。每个同学的碗里很少看见油花子，充饥主要靠背的馍和自带的咸菜。

陕西人把馒头和锅盔都叫馍。我背的馍大部分是直径3 0 厘米、厚两厘米的锅盔大饼，用7 0 %的小麦面、3 0 % 的玉米面，用铁锅烙成。每个星期背两次馍，我母亲每星期要烙两次锅盔。我家弟兄三个，给我烙了三年，给大弟和小弟也烙了好几年。我初中毕业到羊毛湾工地修水库几个月，同样要背馍。母亲那些年给我们烙的锅盔摞起来也有5 0 多米高。

1 9 6 5 年，我们家情况相对较好一些，差一些的家庭小孩背的馍用的粗粮多。我们家虽然小孩多、劳力少。但我父亲和祖父勤快，除了给生产队劳动外，父亲每天起早贪黑用芦苇编席，即买来芦苇剥皮、划成芈条、用人掀碌础把芈条撵软，手工编成5 尺宽、7尺或8 尺长的席子。陕西关中都在炕上铺这种席子，两三天编一只席子可挣三四元。那时虽然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不让私人编席。可我父亲早起晚睡在家里点着煤油灯悄悄地编，由我祖父早早背到镇上去卖。这样家里经济条件相对好一些。当时初中一个学期报名费2 元，我母亲每月还给我一两元的零花钱。我除了买些书籍文具外，每个星期到镇上吃几次五分钱一碗的豆腐脑，偶然还买上一两毛钱的红烧肉解解馋。

每个周日和周三下午，同学之间互相约好，一起背馍到学校。个别家里条件好一些的骑自行车，大部分同学走路。最远的背一次馍来回要走3 0 公里。当时也没有什么专用包，用一块花格粗布把馍包起来斜挎在肩上，说说笑笑，一口气走到学校。到学校后，把馍放在木头做的架板上。我背的馍质量相对好一些，要好的同学有时也掰一块尝尝。用瓶子装的萝卜干或酱辣子，吃饭时都摆在地上相互品尝，其乐融融。夏天把馍放在架板上，因天热第三天往往会发霉长毛，把霉点擦掉，开水一泡照样吃。

5 0 多年过去了，苦过来的人想起背馍的时代，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给孙女讲起这些故事，她感到不可思议。中国发展到今天确实不易。2 0 1 8 年，是改革开放4 0周年；2 0 1 9 年，新中国成立7 0 周年；2 0 2 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 0 3 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 0 5 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时间节点，让人心向往之，行亦趋之。我经常在想，孙女呀，你们真是赶上好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