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生

每逢七一，我就想起敬爱的父亲。

1938年，父亲年仅15岁时，就参加了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1940年，六大队并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41年，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父亲先后担任旅部译电员、机要组长、师部机要科战报组长。

译电员虽然不直接参加战斗，但首长运筹帷幄，指挥全局，译电员的工作不仅技术要求高，工作量大，而且常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战斗紧张时，特别是部队转移和战争空隙时，正是译电员最忙的时候。他们是首长的眼睛和耳朵，也是战争机器的神经。

解放战争中，父亲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挺进中原，多次立功受奖。1958年，父亲转入冶金建设战线，转战南北，参加武钢、攀钢、宝钢建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离休后还被原单位全体党员投票选举为“十佳党员”。

父亲一生清正廉洁，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1958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因父亲军龄长，工资高于同级干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一再要求降低工资，父亲在申请中写道：“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恳切要求组织把我的工资减少1/5。请组织马上通知财务部门吧，从这个月就开始减。将来如果有必要，我还准备再减。我要求组织千万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当前的一大愿望。”组织上满足了父亲的心愿。父亲一直到1984年离休前只长过一次工资，增加的工资还没有那次申请降低的工资多。

父亲一生和群众同甘共苦，处处想着群众，事事为了群众。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宁肯自己饿着肚子，把一个月的中餐饭票撕下来，悄悄地塞到有家属来探亲的工人师傅的枕头下，而自己却在街上排队买高价的萝卜汤。由于饥饿和劳累，父亲几度晕倒在他常去的工地现场。

文革中，父亲被打倒。文革后期，父亲在四川湾丘负责知青工作。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父亲总是带头干；一旦知青的生命遇到危险，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有一次两伙知青打群架，一名知青被打成重伤，倒在地上流血不止，对方知青的拳头、木棍雨点般地落在他身上。父亲赶到时，从两米高的土坡上跳下去，奋不顾身地扑在这个知青身上，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制止了一场恶性斗殴。

父亲离休后，自费在宝山区月浦公园建了一个报亭，每年自费订了十几种报纸供大家阅览。他还买了两个雨棚，安装在阅报处，使游人读报时有个避雨挡太阳的环境。父亲在患脑溢血病危时，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关照子女不要忘了每天去更换报纸。这些事迹被登上了2001年5月21日《新民晚报》。

大别山是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无论父亲后来走到哪里，无论时间流逝，父亲一刻也没有忘记生育、养育自己的大别山和挽救自己两次生命的大别山人民。父亲逝世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个珍贵的“百宝箱”，箱内装的是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政府的一封封感谢信、一张张捐款收据，以及父亲与被资助的失学儿童来往的信件，还有孩子们的照片和精心制作的贺年卡。

其实，父亲对群众的关心，对群众的爱，也来自群众对父亲的关心，对父亲的爱。父亲经常回忆说：“我已经死过两回了，是大别山的老百姓两次救了我的命，人民的恩情比天高。”

1941年，父亲从通讯员调任旅部报务员。一次，他背着电台随部队急行军，去执行一次长途奔袭任务，由于体力不支猝然倒地，大口吐血。旅政委见状，令两名战士护送他去一老乡家养病。

新四军战士曾帮这家老乡伐木修房度过寒冬，他们对新四军满怀感恩之情。父亲住进他们家后，老夫妻俩便倾其所有弄好的给他吃；儿子铁锁更是每天钻进深山老林，打来山鸡、獐子、野兔等野味，或烧煮，或换鸡蛋、大米、红枣、红糖让他滋补身体。一个月后，父亲含泪告别老乡一家归队。

第二件事是，有一次奉命去送情报，需过一条沙河。河虽不宽，但正值寒冬腊月，北风凛冽，站在岸上已觉冷得透骨。军情似火，父亲不顾河水刺骨，咬着牙艰难渡水。不料刚上岸，便扑通倒地，全身冷冰僵硬，再也挣扎不起来。幸亏当地民兵连长巡逻至此发现了他，立即脱下身上的大衣，裹在他身上把他抱回家，烧姜汤喂他喝下，又生火为他烘干衣服。过了好久，父亲才苏醒。

父亲的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非常隆重。会场上高悬的主题挽联是：“三江浴血，四方征战，胸中从无畏惧；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只有人民。”父亲的骨灰按照有关规定，安放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