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每当我听到激越的《长江之歌》，我就心潮澎湃。说起来，我跟长江真的很有缘：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度过了少年时代，在长江上游的攀枝花和重庆度过了青年时代，青年以后就在长江下游的上海度过了。

因为我父亲曾经在军队工作，我出生在当时的武汉军区洪山陆军总医院产科病房，所以我母亲给我起名叫吴洪生。我出生医院的名字也有变化，后来叫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现在叫中部战区陆军总医院。

1965年，我上了初中一年级。从小学生变成中学生。不客气地说，多少也算一个学霸。我有一个美丽的梦，就是做一个天文学家。梦源于夏夜，我望着那不断眨眼的星星和神秘的夜空，那奇妙的猎户、仙女、大熊、小熊星座，梦想自己将来做个天文学家，探索宇宙之谜。

可惜这个梦破灭了，因为我只上了初一，连初二都没有上。其实当时，和我同年级的孩子都没有上初二，原因自然是“文革”。

1968年，我母亲随着早就前往的父亲，调到长江上游的攀枝花市（当时叫渡口市）工作。我也跟着到了攀枝花市，还幸运地参加了三线建设。尽管我的岗位不断变换，从铁路工、推土机驾驶员、修理工到党办调研秘书，但天文学家的理想肯定是无望了。

因为我1973年在党校脱产读了六个月马列原著，有一次单位的党委书记临时有事，就把他原先准备开设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辅导讲座交给我，我不知天高地厚就接了下来。没想到的是，我精心准备的讲座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通过宣讲马克思的著作，我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爱好。

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对我来说，人生正是从高考开始，真正变得精彩而有意义。我不能不承认：是幸运，更是机遇。国家在某一个清晨苏醒，而我们，有幸迎来了早晨那第一缕灿烂的阳光。1978年，我考上了位于长江上游重庆的一所大学，而且是历史专业。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重庆的北碚风景区，背靠缙云山，东临嘉陵江，整个校园就象一座美丽的大花园。每天清晨，当晨曦笼罩着校园的时候，你看到的人们不是在读书，就是在背外语单词，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莘莘学子无一例外。大环境是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中国出现了文化饥渴和学习热潮，大学当然首当其冲。

柳暗花明，阳光灿烂。当我们坐在陌生的大学课堂，难免又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兴奋和激动之余自发出一种紧迫感和压力感。经历了十年浩劫，我们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时光荏苒，我们的大多数已不再是“花季少年”。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就像饥饿的孩子遇到甘甜的乳汁，就像干燥的海绵适逢无边的海水，近乎贪婪的、拼命的吮吸着、吞食着，不遗余力。我们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学，我们没有周末，没有假日，自习就是休息。

在大学里，我最爱去的地方除了教室，就是图书馆。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显得雄伟高大，真像一座科学殿堂；晚上灯火通明，又像一艘书海中夜航的大船。这个我心中的圣地，四年来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

高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命运。1982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了长江下游的上海，在宝钢技校当老师。1989年，我荣获了上海市优秀教师园丁奖。也是在这一年，宝钢政治学校成立了，我被调到宝钢政校，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和校长。1993年，我被评为副教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教师资格证书。

我从技校学生、中专学生、职大学生，一直教到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班；从承担工人政治轮训、干部政治轮训，一直到承担车间主任管理培训、处级干部管理培训的教学课程。

退休五年来，我在宝钢老干部（老年）大学先后开设了《古罗马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法国历史》、《德国历史》、《世界著名电影、油画、风景名胜欣赏》等课程。我的课受到宝钢老同志的热烈欢迎，教室里白发苍苍的学员越来越多。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先后为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上海市东方绿舟国防教育基地全体军训教官，为宝山区的300名教师，为宝钢资源公司的青年党员、青年入党积极分子、团干部，为宝钢化工公司团员青年，为上海市灵石学校学生，为中国宝武总部和各公司的团干部开设了《红军长征胜利给我们的启示》讲座。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先后为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宝山区的300名教师，开设了《北伐铁军与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与人民军队》讲座。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先后为中国宝武机关党委的“阳光讲坛”，为宝钢股份的团员青年（上海教育电视台专程到宝钢录播），为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开设了《从世界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座。其实改革开放的过程，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我这一辈子，因为和长江有缘，就这样从长江中游来到长江上游，最后来长江下游。不知是不是命运的安排，反正一辈子也没离开过长江。用一句貌似经典的话来概括，就是长江哺育我成长。在最近举行的宝钢老干部大学年度联欢会和宝钢游泳协会的年会上，我激情朗诵的就是《长江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