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历史 坚定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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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38期:第03版 本期出版日期:2020-05-26

回顾新中国历史 坚定制度自信

语音播报: 语音播报

■主讲人:赵大朋

法学博士,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青联委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2014年11月,赴德意志(SPEYER)公共行政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工作中,被聘为上海市委党校党性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

为提升宣讲水平和质量,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中国宝武广大党员干部中走深、走心、走实,根据《中国宝武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工作方案》要求,日前,宝武党校以网络直播与线上培训结合的方式,开办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师资培训暨党员干部轮训班。我们对课程进行了文字整理,以供大家学习,通过回顾新中国历史,明确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

系统总结:在实践中明确制度优势

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优势。那就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在此基础上,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优势。从内容来看,这些制度优势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国家统一等各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都能得到直观的体现。

在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就充分体现了“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面对湖北和武汉疫情的快速发展,从除夕夜第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截止到今年3月8日,全国已经有346支医疗队抵达武汉和湖北,医疗队总人数达4.26万人。不仅如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建立了16个省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一一对口支援关系,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病人的救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支援的不仅仅是人,更重要的是极其紧缺的专业性人才和宝贵的医疗资源。在支援过程中,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支援湖北和武汉,各省支援队组成应当以解决当地医疗资源缺口为基础,由医护、管理、预防三类人员组成。其中,医护人员要优先派出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重症医学科(呼吸科重症医学)和医院感染管理科专业,确保专业对口,医护比合理,能够有效满足受援地市医疗救治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中所讲的那样: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坚决服从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挥。

回顾历史:在曲折中找寻制度方向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经历了各种挫折和失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诞生、发展,不断走向成熟。

回顾历史,追溯源头,更能直观地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感悟其中的艰辛与不易,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从整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稳定政权与建立基本制度的阶段(1949-195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政体,还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关乎全局的顶层设计,奠定了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基础。

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以有效的手段稳定了新生人民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20世纪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巨变。

探索实践与遭受挫折的阶段(1956-1978)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党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已有3年多的时间。对于苏联体制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为此,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

但由于经验不足等各种原因,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过程中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与失误,如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挫折和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也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在这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党中央开始了系统的反思和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阶段(1978-2012)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也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自此,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探索不进则退的临界点上,处在选择前进方向的十字路口上。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渗透、封锁和制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面临重大的考验。如果不迅速摆脱这种困境,任其不良倾向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正确路线就会被扭曲,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也会“流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有被颠覆的风险。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谈话的中心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无疑是明确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引起了广泛共鸣,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是在“南方谈话”的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同时,明确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我们党鲜明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制度定型化的阶段(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在实践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党的十九四中全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实现制度的定型化。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只有定型和成熟的制度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强调: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展望未来:在挑战中坚定制度自信

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尽管从理论上说,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引发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反观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发展成就,长期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性。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内生性,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的伟大实践,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国不惧风险,敢于面对各种挑战,而且以巨大的成就驳斥了“中国崩溃论”,让“历史终结论”彻底破产。

当然,坚定制度自信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和健全。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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