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宝钢三期工程全面建成后的高炉区域

桩基位移的困惑被解除了，然而随着国家财力日趋紧张，社会舆论对宝钢的质疑声并未间断。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宝钢为什么要建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污染？进口铁矿石有没有保证？……

1980年严冬，国民经济进入困难重重的调整期，中央决定停缓一大批重点工程，其中要求宝钢工程要“调整、退够、下好”。

像飞速奔跑的运动员，在百米赛道上突然被叫停。工地上一片哗然……

在此关键时刻，上海市委副书记、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陈锦华以个人名义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说明宝钢工程的现状和建设的关键问题，力主宝钢工程继续建设。此时，引进设备36万吨,已到货16.8万吨；进口材料25万吨，已到12万吨；职工队伍除了施工人员6万人，生产骨干已调集1万余人。下马损失太大了!如果下马，设备材料到货照样要付款，贷款照样要付利息，几万职工照样要开支。“如果不下马，而叫缓建，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在缓中求活。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减少损失，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于对国内外影响都是有利的。”陈锦华洋洋洒洒两千言，秉公直书，为宝钢工程带来一丝转机。

1981年春节前夕，中央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宝钢问题讨论会。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马成德作了简要汇报：“如果继续建设，还需要国内投资25亿元；而下马的话，除了损失100多亿外，至少也要花15亿。”

“节省10个亿，浪费100多亿。宝钢的意见是，多花10个亿救活100多亿，是吗？”国务院领导追问道。

“是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还可以节约2个亿。宝钢不是无底洞，我们的账算得很细。”随后，马成德把工程指挥部多次核定的数字向国务院领导作了详细汇报。这些数字为中央最高层的决策提供了确凿的依据。

宝钢工程指挥部成立设备维护领导小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工程维护和进口设备维护上来，发明

出“就地安装动维护”的做法，既保住了价格昂贵的进口设备，又稳定了6万建设大军的人心。

1981年8月7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联合发文，宝钢工程恢复建设，把整个工程建设分为一、二期进行。

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来到宝钢视察，挥笔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国家巨额投资兴建的宝钢，几乎靠钢材垒筑而成。设备重达40万吨的宝钢一期工程，其中需要焊接的设备和钢结构件就有14.8万吨，主焊缝总长超过450公里。焊接质量优劣，关系着工程成败。整个一期工程建设期间，宝钢副总工程师曾乐天天奔波在现场，为焊接技术人员讲解先进的焊接工艺。遇到棘手的活儿，他干脆一把抓过焊枪，边示范、边讲解。他能自如地操作气焊、自动切割、等离子焊等10余种焊接设备，连宝钢最出色的焊工都说：“曾总的实际操作水平，远在我们高级焊工之上。”“焊神曾乐”声名鹊起。在历时7年的宝钢一期工程建设中，曾乐制定的焊接技术规程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得到了严格的施行。在以曾乐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宝钢工程顺利推进。曾乐成为宝钢工地上广大科技人员学习的楷模，一向很少题词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为曾乐题词：“曾乐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典范，上海人民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伟大事业中，要学习曾乐精神。”

1985年9月15日，宝钢1号高炉点火。之后一周内，高炉、转炉、初轧按生产工序一次连续投产成功。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致宝钢的贺电中指出：“宝钢的建成投产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这对提高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1月26日，宝钢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直接关怀下，宝钢二期工程的各个单项工程很快陆续开工。二期工程国产化率总体达到61％。投资总概算为172.4亿元，其中引进工程外汇为20亿美元。1991年6月，二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宝钢设计能力达到年产钢671万吨，从生产半成品为主、保本微利，转变为生产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可以生产汽车钢板、家用电器钢板、造币钢、彩色涂层钢板、石油天然气用钢等，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1993年12月23日,以1580毫米热轧项目打桩为标志，宝钢自筹资金525.28亿元建设的三期工程全面开工。3号高炉作为国务院特批项目先期于1991年1月1日开始打桩，1994年9月20日建成投产；三期工程其余27个项目于2000年12月20日前陆续建成投产，宝钢成为中国第一个千万吨级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未完待续）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