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大渡口钢铁厂“三·二三惨案”报道

大渡口钢铁厂穷苦工人的栖身地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抗战初期拆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等企业的设备迁往重庆，在重庆大渡口设立生产基地。这一基地的生产主体于1942年全部建成，俗称大渡口钢铁厂。钢迁会后又历经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九兵工厂、第二十九兵工厂、西南工业部第一零一厂、西南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等的演变，最终于2020年汇入中国宝武。

抗战期间，大批沿海、沿江企业内迁，重庆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拥有了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动用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发动内战，造成国统区内物价翻腾、百业萧条、经济危机深化。当时的重庆工人陷入了死活两难的境地。1946年5月3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生活》一文形象揭示了重庆劳苦工人的窘迫生活：“一个人的伙食费每月就要一万多元，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费至少要二万多三万元，一家三口至少要八九万元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但工人的工资呢？兵工厂的工人工资一般的只有一万四千元，少的还只有七八千元，只能维持个人生活的四分之一……兵工厂的工人工资尚且如此，一般工人的生活之苦更是可想而知了”。有工上还是不幸中的万幸，让人绝望的是工厂倒闭。据统计，1945年，重庆有大小一千余家工厂倒闭，到1946年底，重庆失业工人竟达十八万人之多。

为了配合国民党军打内战，国民党政府在后方祭出了一系列的“戡乱”措施，重庆工人阶级在这样的反动举措下，被蛮横地剥夺了最低限度的言论、集会、请愿、罢工的权利。一时间，特务、军警密布重庆各工厂，只要工人稍露不满，就有被捕、开除甚至被杀的危险。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领导重庆工人阶级反饥饿、争温饱的斗争。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2月，重庆共爆发工潮432次，涉及457家工厂。

钢迁会大渡口钢铁厂“三·二三”工人大罢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大渡口钢铁厂是国民党的重点统治企业，内部按照军事条例实行管理，不准工人成立工会，禁止工人集会结社，严禁订阅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一则消息在大渡口钢铁厂的工人中流传：兵工署决定为钢迁会员工每人增加一倍的工资，而人事课长孙一鲲扣押文件，只同意增加百分之二十，还准备遣散一部分工人。次日，愤怒的工人们三五成群汇集到香涛院厂部办公室，要求厂方答复为什么克扣工人工资、遣散员工。其后，在地下党员郑炯熙的串联下，工人们选出了项东山、杨光明、曾昭伟等46人为代表，提出了正式成立工会、工资按规定增加一倍、保证工人人身安全、实行8小时工作制、言论集会自由、厂方开会须有工人代表参加、自由选举主管和领工、不是国民党员不许扣除党费等12项要求，要求厂方在24小时内答复，否则举行全厂工人大罢工。

狡猾的厂方虚与委蛇以拖延时间，派出警卫大队长袁时中对工友们当面发誓，以“人格担保”决不抓工人。同时生出毒计，派混入工人代表中的工贼出面成立所谓的“钢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委员会”，利用工人们迫切要求增加工资的心理，挑拨工人们放弃除增加工资外的其余11项要求。施了缓兵之计后的22日傍晚，厂迁建委员会副主任鲁循然带着兵工署署长的镇压密令回到厂里，决定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动手。午夜，厂方实行全厂戒严，逮捕了项东山等7名工人代表。面对厂方的背信弃义，工人代表们挣扎着向厂警吼道：“你们去把袁大头（袁时中）找来，他当着几千工人的面拍着胸口保证不抓工人代表，抓人是乌龟王八蛋，现在算是货真价实了。”

23日清晨，7名工人代表被捕的消息传遍了全厂，工人们心中的愤怒被彻底点燃了。他们一路高呼“还我代表！”“立即行动起来，举行大罢工！”等口号，高唱《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歌曲，涌向发电所去拉闸停电。眼看机器断绝了轰鸣、马达停止了转动，袁时中气急败坏地举枪空发三枪。得到信号的厂警立即用机枪向示威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工人谢汉生等4人，重伤8人，轻伤者无数，事后又强行遣散了21名带头反抗的工人，酿成了震惊山城的“三·

二三惨案”。

事后，国民党当局将死难者沉尸大江灭迹，并加派军警千人封锁消息，将工人全部困于厂中。这一骇人听闻的法西斯罪行是无论如何掩盖不了的，地下党员郑炯熙、刘家彝等当即执笔，以全厂1400多名工人的名义，撰写了惨案发生经过的文章，派人急送《新华日报》。第二天，《新华日报》就以《大渡口昨发生大惨案，钢铁厂工人遭屠杀！》为题刊发，揭露：“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工人的暴行，实不容忽视，堂堂国府所在地，竟有这样的事发生，国法何在？人身保障何在？”

在此后的半个月中，《新华日报》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化妆成商店老板穿过封锁线，实地了解惨案真相，连续撰写“三·二三惨案”专题文章十三篇。特别是在4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严重的工潮如何解决？》，怒斥国民党当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热切呼吁“一切民主人士应把声援重庆惨遭屠杀、逮捕工人的行动看作是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

重庆各界通过进步媒体的报道了解“三·二三惨案”真相后，立即予以大渡口钢铁厂工人各种形式的支援。忠恕沱兵工厂工人于3月25日起开展声援性罢工；江北机器厂工人捐款五万七千多元；中国劳动协会专门成立“后援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中央印制厂等则致函慰问……其中有慰问信准确表达了全体重庆工人的共同心声：“对抗战有功的军火工人，竟用机枪来摧残，我们要问一声，这是什么国家？今天他们摧残你们，更难保明天不轮到我们头上……誓作你们的后盾，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

由于工人们的坚持、重庆各进步阶层的声援、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厂方被迫答应每位工人增加一倍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在其他福利待遇上做了一些让步。罢工达到了部分目的，4月4日，大渡口钢铁厂“三·二三”大罢工结束。

大渡口钢铁厂工人的“三·二三”大罢工虽然被国民党政权用武力血腥镇压了，但它锻炼了工人队伍，鼓舞了革命斗志，积累了斗争经验，为1949年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九兵工厂的解放做好了思想、组织、干部上的准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