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第二十九兵工厂召开护厂烈士追悼大会

1949年初，随着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败退，国民党加紧了巩固“后方”的举动，妄图通过肃清异动、积聚战争资源，为垂死一搏提供支撑。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兵工生产基地，境内有多家直接和间接与兵工生产有关的企业，此时更是国民党的经营重点，国民党特务、军警密布各厂，监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

研判新敌情，中共川东特委作了针对性工作部署：农村不再搞武装起义，把华蓥山起义失败后的人员、武器调回重庆，加强城市工作；为了防止国民党在溃败时破坏工厂和城市，将工作重心转到团结和带领广大市民和工人阻止敌人破坏，利用一切力量保护城市和工厂的完整。

第二十九兵工厂副工程师刘家彝是中共川东特委工运系统护厂领导小组成员。9月，根据中共川东特委的指示，他带领活跃在第二十九兵工厂的地下党员发动群众成立了护厂领导小组，全厂各所（分厂）也分别成立了护厂队。护厂领导小组争取到厂长王怀琛的支持，成立了“护厂应变委员会”。利用这一公开的身份，护厂领导小组在工人中适时喊出“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也赶不走”等口号，并组织工人用钢钎、铁棒等为武器开展巡逻，在发电厂周围架设电网，实行武装护厂。

随着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蒋介石叫嚣：“即使重庆失守，也要全城爆破，给共军留下一个烂摊子。”秉承主子的旨意，11月20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会议，研究破坏重庆各重要工厂的罪恶计划。

第二十九兵工厂是敌人的重点破坏目标，国民党特务没有料到第二十九兵工厂工人的斗志是如此坚决，特别是发电厂，特务们连门都进不去。恼羞成怒之下，国民党大渡口片区爆破指挥官陈海初决意杀一儆百，于11月26日深夜将积极护厂保家的中国民主同盟大渡口区队队长、火砖部司磅工人胥良逮捕，并在28日秘密杀害。28日，国民党当局将第二十九兵工厂厂警撤出，换上执行破坏计划的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下午，爆破队进厂，向厂长王怀琛宣布训令，要求全厂立即停产，工人护厂队立即解散，工人离厂。11月29日，内二警将工人分批押送出厂，全厂实行戒严。同时，国民党“同心号”“同德号”登陆艇载满TNT炸药，停靠在第二十九兵工厂一号码头。

30日凌晨2时，国民党特务将10余吨炸药分别安放在发电机组、炼铁炉、炼钢炉等要害部位，并接上雷管。千钧一发之际，从南温泉方向传来了解放军的炮声，正准备引爆的国民党特务吓破了胆，启动爆破定时装置后仓促逃窜。拂晓时分，一直守候在厂外的发电厂负责人、工程师简国治和刘家彝发现敌人逃跑了，立即带领20余名护厂队员匆匆赶回工厂。他们排成长龙，用绳索和扁担等简陋工具，冒着生命危险把锅炉房里的一箱箱炸药向空地上搬运。随后，他们又紧急转运发电机房里的100多箱炸药。30日早晨8时许，当发电机房里的炸药被搬得还剩下三分之一时，定时炸弹起爆了，正在抢运炸药的黎勋文、简国治、刘家彝、古传贤、曹仲良、应文宇、田玉清、陈建铭、任安炳、董定盛、柳传、王吉之、王昌、吕治平、张金山、罗万忠、张国梁等十七名勇士壮烈殉难。

这十七名勇士连同早两天牺牲的胥良血洒大渡口，保住了锅炉等重要生产设备，为当天解放的山城献上了一份厚礼，为工厂在解放后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爱国爱厂、舍生忘死的精神，值得后人永远缅怀和学习。

重庆解放后，第二十九兵工厂召开护厂勇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护厂勇士。1950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这十八名勇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代，解放后，相继修建了重钢烈士墓、重钢护厂烈士陵园、重钢烈士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