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分校，当时学校位于虹口区西江湾路，我所在的班级属于中文系。复旦分校校舍虽小但历史底蕴深厚，仅有的两处历史遗址“钧儒楼”和“辅成堂”皆成为地标性建筑。操场也小，同学们常戏谑“排球发出去，立刻弹回来！”但我们照样完成体育各科目的教学及考试。

西江湾路574号见证着我们被岁月尘封的青春记忆。毕业近四十年了，我还是喜欢那时的文艺和“伪文艺”青年。那时，我们班级还有班歌，由韦班长作曲、顾同学作词的班歌像模像样，很有朝气。其间，给我们开课的前后34位教师，加上聘请的校外专家学者共48位站上我班讲台，至今记忆较深的有好几位老师。

和蔼可亲的张乃立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镜片后笑盈盈的目光总是带着鼓励与赞许，有时候课堂上同学开小差或答不上问题，她面含愠怒却嘴角上扬点点头：“请坐。”我们最怕被张老师叫到名字，拎起来回答那些促狭的怪问题。一次，张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竹肉发”三个字，这几个字确实难倒了全班同学。过一会，张老师狡黠一笑：昆剧听过吗？同学们顿时恍然大悟：竹，竹笛；肉，喉咙。后查资料，方知“竹肉发”源自南朝的《世语新说》。看来，多学多思才能悟道。

记得最有意思的是连上两个学期的哲学课。课堂上，邓忠岗老师从他带着乡音的嘴里说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大哲学家名字，再讲到圣托马斯、笛卡尔，我笔记都来不及记，整得我一锅浆糊，剪不断理还乱。最不可思议的是，下课了，两三个着了“哲学魔症”的同学与邓老师再战几个回合，继续论证狄德罗、黑格尔、叔本华与马克思之内涵外延。邓老师耐心释疑解惑，有时也张口结舌，直到下一节课铃声响起。

对我职业生涯影响最深的是徐程老师的新闻写作课，让我受用一辈子。徐老师的“要尊重事实，不要写得太满，多跑多想，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经常在耳旁回响，毕业后单位领导一搭脉便知我受过专门训练，马上派我下基层撰写内参。此后我靠着一篇篇报告、新闻稿等为企业发展出力，新闻作品多次获国家级、省市级奖项。

现代汉语课由阮恒辉讲授，儒雅的阮老师是广东人，上海话也讲得很好。我自以为现代汉语没啥好学的，考试前也没认真复习，只得了80多分，分析试卷后阮老师对我说：陈党耀，这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啊。毕业十来年后，一日在宝山区牡丹江路上巧遇阮老师，他说正在宝山北部农村采风，以记录从江苏太仓浏河到宝山盛桥月浦语言发音的渐进变化———以前教授就是这样做学问的。如今阮恒辉老师80多岁了，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我们这个班级历届生应届生大致各占一半，年龄高低最大相差十来岁。那些比我小七八岁的同学下了课就聊汪国真、舒婷、北岛，聊朦胧诗还有邓丽君、中国女排等。班级里我最佩服的是宋同学，入校第一学期假期里，他做了一次“独行侠”，一个人到北京走访中央有关部委，实地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状况，后来写出了有一定水准的社会调查报告，我钦佩宋同学的闯劲、钻劲和专业意识。

当年意气风发胶原蛋白充足的姑娘小伙们，如今皆奔六奔七啦。前些日聚会时，有同学不经意间吟诵两首古诗，一时被大家认为很有国学功底可以参加诗词大会了。他谦逊地说，我是才刚看了外孙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面就有这两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