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科（1896-1945），贵州水城人，字重山。1912年考入贵州私立南明中学，1918年毕业后执教于水城、威宁、贵阳等地。他饱尝国弱民孱之苦，自小立下“钢铁救国”之志。1922年考取公费留学，就读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采矿冶金专业。1927年学成回国，1936年任兵工署上海炼钢厂厂长。“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他指挥全厂职工将上海炼钢厂安全搬迁至武汉。1938年任钢迁会副主任委员，为免遭日寇侵华战火涂炭，主持将汉阳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等企业内迁重庆，成为重钢的前身，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血脉得以保存。
▲江南制造局大门
▲1939年底，钢迁会拆卸的物资运抵重庆
初心：科学济世实业救国
张连科出生在贵州水城，自小便萌生救国之志。从贵州私立南明中学毕业后，张连科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贵州省官费留日资格。他先是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土木工程，后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
学成归国后，张连科先后在南京市政府工务局、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工作，又应聘到江西鄱乐煤矿公司。在赴江西途中，被当地土匪劫持，险被灭口，幸得方志敏部队经过，得救一命。后来，张连科回到南京，考入军政部兵工署做研究员。
到任不久，军政部和经济部联合组织赴英国考察，张连科作为唯一的冶金工业专家参团。张连科在考察期间，妻弟陈廷缜正在英国留学，多次邀其出门游玩。“重山兄，你难得来伦敦一趟，不妨与我一同去参观各地风景名胜？”“廷缜，关内全部钢铁和兵器产量的总和，尚不及关外日本控制的辽宁一省，吾怵然忧之，常辗转反侧。”心急如焚的张连科只和陈廷缜参观了伦敦自然博物馆，随即前往英国各钢铁重镇考察。
回国不久，张连科被任命为上海炼钢厂厂长。上海炼钢厂前身为江南制造局炼钢厂，系中国最早的钢铁厂之一。抗战前夕，上海炼钢厂重新回归军工生产，主要生产飞机炸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管并能正常生产的钢厂。
“最近局势是否已愈加紧张，你已两日没回家了。”1937年的夏天，刚为孩子过了生日的妻子陈素琳给张连科打来电话。“无碍，只是近日厂里订单较多，公事繁忙。”张连科安慰妻子后，又小心翼翼地问：“孩子们都还好吧？有没有怪我未能陪他们过生日啊？”窗外不远处的平炉顶上，熊熊火光直冲云霄。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弹壳钢需求，生产任务非常饱满。张连科的心里装的是日夜高速运转的平炉、电炉和轧机……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的军工企业成为日寇轰炸的重点目标。张连科给家人的书信中这样描述：“黄浦江上，外舰云集，租界区内，敌营密布，不啻整个上海无时不在外力威胁之下，即本厂无日不在飘零之中。一旦有事，破坏毁灭，曷堪设想。”张连科深知日军野心，他忧心如焚，紧急安排编制《上海炼钢厂迁厂计划书》，作好搬迁准备，并围绕工厂防空、迁移等事项，不断向国民政府兵工署密电请示，从8月13日到9月11日，现存可查的加急密电就达40余封。8月14日上午，张连科密电汇报战争对工厂的影响：“沪战昨晚开始。甚烈，刻在激战中。职率员工照常工作，成品、材料正设法运置，急请指示机宜。”
由于国民政府官僚体系运作迟滞，搬迁组织工作迟迟不到位，搬迁方案久久未决，致使上海炼钢厂先后9次遭日军大规模轰炸，造成工厂设备及人员的极大损失与伤亡。张连科在8月26日密电兵工署的电报中称：“沪上运输情形现刻困难万状，职连日奔走接洽，但车船俱无。敌机今日仍续来轰炸，并声言将南市炸平，前途殊堪忧虑。”至9月11日，日军轰炸已长达27天之久，兵工署才决定开始动迁工作。在张连科主持下，上海炼钢厂与上海兵工厂合并迁至湖北武汉。“全厂员工，拟分为三批，随迁运车船赴汉。第一批为钢炉部、修理部、轧钢部；第二批为砂模部、木工部；第三批为车制部、零件部。每批约派事务人员数名同行。”张连科本人则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撤离。
上海炼钢厂迁至武汉汉阳后，张连科任厂长。其间，前方战火不断、战事吃紧，张连科奋力组织接续生产，持续生产500磅型炸弹等各类军火，源源不断发往前线。
使命：排除万难铁血西迁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兵工署第三工厂不得不面临再次迁建。张连科向上级建议：“扼两江、依恃天府的重庆，既占战略之形胜，又具丰厚之实力，而陡峭险峻易守难攻的长江三峡，就像一道天然屏障，把重庆和长江下游的战区隔离，自然成为最佳的后防保障，足以为持久抗战之坚固依托。”1938年3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共同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拆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等的机器设备，西迁重庆，在大渡口兴建钢铁厂。张连科任钢迁会委员，驻厂负责设备拆运工作。
此时，陈廷缜奉命回国，在察看汉阳铁厂后，他担心地对张连科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建固不易，拆迁更难。且铁厂停产已15年之久，技术工人早已流失。”张连科闻言微微一笑：“我们已为将来组装机器作了周密部署，搜罗技术工人的活计也早已安排妥当。汉阳铁厂，这座标志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里程碑式工厂，绝不能留到日本人手里！”
抗战形势愈加严峻。张连科带领钢迁会技术专家和工人们随炸随修，随修随运，日夜忙个不停。高炉拆迁处、汉口码头边……随处都有张连科的身影，职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三厂厂长”。与此同时，千里之外重庆附近的长江沿岸，技术专家分别带着测绘人员，冒着寒风，争分夺秒地勘查选址。
主持迁建期间，张连科无暇顾及家事。妻子陈素琳不得不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随着难民潮辗转在避难途中。一天，他们夜宿湘江边的一家小客栈。客栈年久失修，四壁透风，幼子张化声患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月光光，照池塘，池塘水深种田难，孤儿无家不能归……”陈素琳搂着孩子，轻唱着一首古老的儿歌。突然，窗外传来一阵乞讨声。原来是两个逃难的盲人在沿街讨饭。张化声想起失去联系的父亲，忍不住哭着问妈妈：“爸爸没有家，也会去讨饭吗？”陈素琳感触道：“睡吧，不会的，爸爸把机器搬到大后方去，制造出炸弹，炸死日本鬼子，我们一家就团圆了……”
在张连科的周密组织下，钢迁会顶着日机空袭，避过长江三峡的重重暗礁，7000多艘满载机械设备和人员的航船，日夜抢运。艰苦卓绝的大搬迁持续了一年半，终于在重庆大渡口安顿下来。
报国：恪尽职守以身殉国
经张连科一番苦心经营，到1942年各项工程陆续建成后，钢迁会拥有綦江、南桐两大煤铁矿基地和专用铁路与水上运输系统，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工业精英，钢铁产量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是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赞誉为“国之桢干”。
钢迁会投入生产后，所生产的锰钢用于枪支、炸弹和炮弹的加工，大量军火持续供应抗日前线。在重庆任职期间，张连科经常到车间督察产品质量，每天送来的公文堆积如山，但张连科却坚持做到每日“案无遗牍”，全厂在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还利用次等钢材加工民用产品支援后方建设。抗战期间，钢迁会人员最多时达1.5万人。即便在战争动荡时期，张连科也不忘将眼光放到国家民族工业的振兴大业之上，利用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相继撰写了《国防与石油》《列强石油争夺战与我国应有的准备》等专业书籍，还针对家乡贵州的铁矿、煤矿资源，撰写了《水城钢铁之冶炼》《我国西南钢铁工业之蠡测》等文章，提出了开采水城观音山煤矿铁矿、建设西南钢铁生产地的设想，为水城钢铁厂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支援抗战，张连科生活俭朴，对配给的生活物资均不接受，坚持将物资送往抗战前线。职工们常常能看到本应坐小汽车上班的张连科，骑着马微笑着跟大家打招呼，全然不像一个患有严重心肌炎的病人。后来，职工们看着他经常强忍疼痛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地抱病骑马上班，皆心疼不已：“厂长，你在家休息休息再来上班吧。”他也只是笑笑，未置可否。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夙夜操劳，张连科身体日渐虚弱。1945年5月17日，他突发心脏病，猝死在案牍之上，年仅49岁。钢迁会干部职工闻者无不嗟叹悲恸，大家主动捐款2万余元为其办理后事。贵州水城家乡的父老乡亲也将数千元捐款汇至重庆，对其弱妻幼子优予抚恤。为追念张连科的建厂功绩，钢迁会在石门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葬，许多随厂西迁的老工人为他送殡，万人空巷，“银髯白发，长袍马褂，在路旁祭奠，庄敬跪拜，义风盎然，见者咸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素材：宝武史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