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回望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长河，在宝武1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涌现了许多勇立潮头的人物，他们用最朴素的强国初心成就最辉煌的复兴梦想，为中国钢铁工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精神和事迹如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

《宝武历史人物故事》一书，承载着“钢铁报国、开放融合、严格苛求、铸就强大”的宝武精神，由集团党委宣传部、史志办、企业文化处、融媒体中心、党校、管理研修院等组成的编委会，从宝武130多年的历史中遴选了十位在宝武乃至中国钢铁行业地位显著、影响重大、公认度高的历史人物，分别是：张之洞、张连科、黄沙、许言、李非平、宋星路、黄墨滨、商钧、白布佳、黎明。先辈们为了钢铁报国、钢铁强国而鞠躬尽瘁、殚精竭虑的不朽精神和坚强意志，将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再谱新篇，为建设世界一流伟大企业而不断奋斗、拼搏进取。

本版将陆续刊发“宝武历史人物”的故事，一起重温先辈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不同凡响的足迹和宝贵精神财富。

张之洞（1837-1909），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壶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卒谥文襄。作为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在逆境中崛起，在忧患中奋进，致力于实业救国，将军事工业的革新作为国家“自强”的突破口，大胆引进、融合西方先进技术，倾尽心力创办了汉阳铁厂，为中国重工业首开先河，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的“钢铁之父”。毛泽东曾指出：“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汉阳铁厂北大门

▲汉阳铁厂一角

忧国难，“清流”转“洋务”

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张瑛是贵州省兴义府知府。《清史稿》记载，张之洞从小就才智出众，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独特个性。他13岁之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又自学《孙子兵法》《六韬》等多部兵书名著，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他13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在他早期的从政道路上，由于学识过人、遇事敢言，屡有惊人之举，被视为一股清新不俗的政治力量。

张之洞所处的时代，恰逢西力东侵、国难深重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门洞开后列强的欺侮与掠夺，张之洞认识到只有奋发图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由爱惜羽毛、勇于言事的“清流”一派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开铁禁，筹设炼铁厂

与同时代的封建官僚相比，张之洞很早就预见到了钢铁工业对强国富民的意义，并以此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当他还是山西巡抚时，就有过在当地开矿山、办钢铁厂的想法。调任两广总督后，看到洋铁大量进口、白银外流，张之洞就在广东兴办了一些官办小型企业。这些小铁厂用土法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劣，根本无法与洋铁竞争。有鉴于此，他委托驻英公使购买了冶炼机炉，准备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建设新式炼铁厂。在1889年9月20日呈交朝廷的《筹设炼铁厂折》中，他向光绪皇帝慷慨陈述了设厂的理由：“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决于铁。”

为配合筹建炼铁厂，张之洞还在当地开办了矿务局，制定了《矿务条例》，开放了“铁禁”，鼓励民间投资开矿。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佛山铁矿开始开采。

调湖广，创立铁政局

广州设厂初成定局，恰在此时张之洞被朝廷调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南段建设。张之洞聘请的勘察铁矿的外籍矿师已到达广东勘矿，在英国购置的机炉也已装箱待运。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对办铁厂毫无兴趣，以广东铁矿资源不足、财政困难等为由建议将铁厂移地另办。而张之洞也不愿意他苦心策划的铁厂项目假手他人，于是，在他就任湖广总督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促成清廷将铁厂移建湖北，由户部拨款200万两库平银（清代虚银的一种，为政府征收赋税和国库其他收支活动中称量银两的标准）作为建厂费用。

1890年6月3日，张之洞正式在武昌三佛阁设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自己最信赖的洋务干将蔡锡勇为总办，负责铁厂的购机、设厂、采铁、开煤等工作。

排众议，厂址定汉阳

关于汉阳铁厂厂址的选择，在当时已众说纷纭。按照西洋惯例，大型钢铁企业选址，或者接近产煤地，或者接近产铁地，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获取利润；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建议近煤矿设厂；著名企业家盛宣怀建议设厂于大冶黄石港东首，以便就近取用大冶铁矿；比利时矿师白乃富主张把厂址设在武昌城；蔡锡勇和英国人亨利·贺伯生倾向于在武昌府和黄石港之间另觅高地。

1890年，张之洞先后组织了15批30人次到湖北、湖南、陕西、四川等地查勘矿产，并多次派人对武昌府、黄冈县沿长江南北百余里的地方进行厂址勘察。对于厂址，张之洞除了考虑运输、原料等经济成本，更多的是从铁厂建设“岁靡巨款，易动浮言”“司员虚浮、匠役懒惰，为中国向有之积习”“通达洋务的人才难得”等方面着意考虑。他决心把来之不易并寄予厚望的铁厂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方便“时常亲往督察”。

由于张之洞的坚持，总理海事事务衙门同意以汉阳为厂址兴建铁厂。1894年，汉阳铁厂投产出铁。张之洞十分欣喜，不但参加了开工典礼，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都亲往视察。

后来，有同僚向朝廷参奏张之洞“辜恩负职”，说他“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亲信人言，浪掷正供”。清政府责成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彻查，结果发现参奏不实。张之洞因“系怀时局，力任其难”“谋国公忠，励精图治”，更加受到清廷的信任与倚重。

选贤能，官办改商办

早期的汉阳铁厂是不折不扣的官办企业，这其实是张之洞情非得已的选择。早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表示：“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初步表露了“政府倡导扶持，民间投资运营”的办洋务思想。但钢铁工业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张之洞的想像，汉阳铁厂的创办共花费了580万两白银，是清政府所办各类工业中耗资最多的一家企业。为筹措这些经费，耗费了张之洞很多心血。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臣力小任重，时切悚惶。加以督工筹款，事事艰难，夙夜焦急，不可名状。惟以此事为自强大计所关，既奉谕旨饬办，不敢不身任其难，惟有竭其愚诚，殚其绵力。”

汉阳铁厂投产后，因缺煤缺焦，经营一度十分困难。恰逢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清政府要负担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张之洞再也无力从朝廷筹措专款以解决铁厂的困境。

1896年，张之洞奏请朝廷，将汉阳铁厂招商承办。环顾宇内，他觉得最有能力将汉阳铁厂办好的人非盛宣怀莫属。是年5月24日，张之洞正式将汉阳铁厂交给盛宣怀，但行政人事权仍由他亲自掌管。汉阳铁厂进入了官督商办的新阶段。

当皮箱，解燃眉之急

作为朝廷封疆大吏，张之洞尚俭去奢、廉洁自律，与晚清腐败骄奢的官场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为官47年，在家乡未造一间房、未置一亩地、身后“家无一钱”，给当时腐败骄奢的官场带来了缕缕清风，也为世人留下了不朽的清廉风范。

张之洞常说：“未必一个人二三十两银子都没有么？”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张家确实常常入不敷出，困窘到二三十两银子也拿不出来。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之时，张之洞就派幕僚暗暗将自己的皮箱等值钱之物，送到当铺里换钱以解燃眉之急。

清末年间，在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便当两百两银子，不管箱子里是什么东西，甚至不管箱子里有没有东西，只管照箱数付银两就可以了。因为督署不久自会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只管赚一笔可观的利息就可以了。

由于年年如此，终于难掩人耳目，“张总督当皮箱过年”，成了人们当时的笑谈。久而久之，这话传到了光绪耳中。光绪在召见时问他：“爱卿，是否确有此情？”张之洞不想让皇上为他追加俸禄，便一口否定：“此系谣传，绝无此事。”

除汉阳铁厂外，张之洞还创办了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东南大学前身）、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等许多有影响的新式学堂和实业。晚年，张之洞升任礼仁阁学士，授军机大臣，入阁拜相。他高度重视实业与教育，根据洋务派长期的实践活动和“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著名的《劝学篇》，指出“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909年，张之洞在北京逝世。孙中山先生对张之洞评价：“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1938年汉阳铁厂西迁重庆后，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后发展演变为今日重钢）为纪念张之洞对于汉阳铁厂及中国钢铁工业的创建之功，将总部命名为“香涛院”，并将会刊定名为《涛声》。 （素材：宝武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