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杨银鹏申鸿皓王心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8月20日一大早，从社旗县桥头镇敬老院里又准时传来了铿锵嘹亮的歌声，附近的群众都知道，这是院里的老人们“开饭了”。

“餐前一歌”是桥头镇敬老院每天的“标配”，而这种雷打不动的习惯，老人们已经坚持一年多了。

早饭后，76岁的高书九老人手接自来水顺势抹了一把嘴，就又来到院内的菜地，查看他几天前种的白菜的出苗情况。

几位身体依然硬朗的老人都陆续到敬老院的菜地里干活了，锄地的、拔草的、剔苗的；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说到热闹处，几个人哄堂大笑。

高书九推上电闸，甘洌的清水顺着自动喷淋管道喷涌而出，垄垄菜畦逐渐润泽，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旁边的丝瓜、茄子藤上硕果累累……

“今年冬天，咱就吃自己种的白菜了。”高书九“憧憬”了一下未来，干活更有劲了。

2004年前后，桥头镇新敬老院落成乔迁，院里专门辟出近一亩的土地建起了菜园子，当时58岁的高书九被“特招”入院，当上了敬老院菜园的“园长”。18年来，院里老人的餐桌上，蔬菜就没有断过。

高书九是位老兵，1973年从工程兵某部光荣退伍，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成家。

这样无法定赡养人、身有残疾、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人，国家是“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的，在农村叫“五保”；住在政府建设的敬老院里叫集中供养，住在自家的叫分散供养。

我国农村的五保供养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经济水平提高，这项政策逐渐完善，五保供养水平越来越高。

社旗县民政局副局长郭洪坤说：十年前，社旗县各个乡镇都新建、改建了敬老院，但是因为很多人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到万般无奈根本不愿意入院，真的是请都请不来。

午饭后，81岁的王庆山老人打开了话匣子：“要不是党委政府和敬老院，俺这把老骨头怕是早就化成土灰了。”

侄子常年打工，侄女出嫁成家，2009年11月，无人照顾的王庆山“很不情愿”地被“请”进了敬老院，原本想着来住一段时间“试试”，而这一试就是13年，“现在撵俺走，俺都不会走了。”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农村，不婚嫁、无子女的人，大多有自卑感，如果生存能力再差一些，有时会被人瞧不起；本来生活在村子里也还行，一住进敬老院，自己的五保身份想瞒也瞒不住了，总感觉丢人。

住进敬老院的王庆山是个闲不住的人。

2017年6月的一天，午饭后的王庆山又去街道上捡废品，直到第二天也没有返回。刚刚接任院长的张允进见天黑了王庆山仍未归，如坐针毡，他一边派几路人马四处寻找，一边向镇政府汇报，并报了警……第7天，终于在距离近百里的唐河县桐河乡找到了老人。短短一周时间，王庆山竟然消瘦了三四十斤，精神萎靡。

张允进和老人抱在一起喜极而泣，“老王叔啊，要真找不到您该咋办啊。”

“从那以后，俺再也不出去乱跑了。”现在的王庆山，体重足有一百六七十斤，面色红润、身体倍儿棒，“现在光五保金一月就500多元，院里每月还发零花钱，还有护理费、高龄补贴，家里地补粮补样样有，有个大病小灾，吃药住院政府全报销。”

“俺的折子本儿里现在存有一两万哩！嘿嘿嘿……”王庆山“一不小心”说出了他的“小秘密”，脸上绽成了一朵花，“咱也不差那几个钱了。”

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一般不会有专人照顾，而在敬老院里就不同了，这里有专门的护理员。

下午1点多，敬老院里静悄悄的，老人们大都午休睡下了，年近六旬的护理员李付勤阿姨仍在忙着为瘫痪在床的张其明老人洗床单刷凉席。

“中午刚给他喂完饭，刷了碗过来帮他翻身时，发现他脸通红，还怪不好意思，我一看，拉到床上了。”李付勤洗着床单，丝毫没有埋怨和嫌弃，“我到卫生室给他拿了点药，刚吃过睡下了。”

“这老汉可不省心，我还经常挨他的骂哩。”李付勤笑着说。

2020年4月，71岁的张其明因为瘫痪被抬着住进敬老院，李付勤已经护理他两年多了。端茶倒水、喂饭喂药、擦屎刮尿、翻身按摩……每晚至少得跑个三四趟，白天更是没遍数，“就这，稍不如意开口就骂，像个老小孩儿。”

“勤……勤……”刚晾好床单，李付勤隐约听到呼喊，就大步迈进了张其明的房间，老人醒了。李付勤摇起医疗床，拿来便盆侍候老人小解。

伴随青壮年农民大规模进城就业、安居，很多老人又不习惯城市生活，结果十年来空巢老人逐年增加。这些乡村独居老人让子女不放心、政府操碎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年来，乡村养老产业随之兴起。

郭洪坤说，社旗县现在共有各类养老机构91家，养老床位6156张，以民办养老机构为补充的县、乡、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下午6点半，敬老院开晚饭。

饭后，桥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红”们进了敬老院，调试音响、表演节目，洗头理发、洗脚剪甲，整理床铺、打扫卫生，测量血压，教练太极。

乡村敬老院，从十年前的“请不来”，到现在的“撵不走”，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