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州晋商在新时代的价值体现

俗话说：“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山西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有其独特的思想理解和行为规范，历来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气生财”“诚信至上”“买卖公平”“童

叟无欺”。因了符合民众心理价值需求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轨道，故成就了晋商文化，以致在漫长的岁月中各地百姓购买商品时，只认“晋商”商标。虽然晋商文化里也有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内容，但其主体文化中的创业奋斗历程、管理制度革新等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传承意义和价值，只是视听内容需与当下公众喜欢的接受方式有机相融。晋商文化有尊师重道的教导有方，也有悲壮激烈的义薄云天，更有兼济天下的为民请命，从而，经典演绎了晋商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的不朽史话。

一、晋商文化在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晋商的足迹随着汇通天下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在中国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们或坐或行，没有因时代的变迁和商业形式的留变停滞不前，而是与时俱进，本着共谋发展、合作共赢的经营格局，以自己独有的诚信品质、经营谋略、文化创新等理念，攫取市场份额，站稳自己的脚跟，最终固化成中华民族所需求的敬业奉献、自强不息、睦邻友好的晋商精神。经调查、研究发现，晋商的血脉里流淌着开拓创新、不懈奋进的民族基因，经营的骨子里隐藏着谨言慎行、重视教育的家风美德，同时晋商的书卷里流露着拥政爱民、和合发展的中国精神。这些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藏内容，浓缩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至今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子孙。作为山西独有的文化标识，晋商许多先进文化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稳合，对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发挥着启承转合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能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成果，同时晋商文化也是中外友好桥梁的友谊见证，向世界迎风招展地树起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二、晋商文化有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理念表达

纵观晋商的辉煌历史，不难发现晋商身上有着许多的独特文化特征：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是在漫长的过程中打磨、历练而成的，这是晋商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也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的思想品质厚积了山西民族的靓丽文化，擦亮了晋商的金字招牌。其原本独具的文化特色孕育了晋商的基本内涵、核心价值观，并且这种特质一直在传承、延续，并以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思想引领力，形成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比如，作为中国古代通商前沿阵地的代州（今代县），就涌现出了王廷相、梁大汉等为代表的杰出商人。王廷相（1815-1898年）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大盛魁商号任大掌柜近半个世纪，经商有方，生财有道，使商号名声大振，买卖日益兴隆，尽致将生意做遍大半个中国，并与外蒙、俄罗斯等国家的许多城市通商，使大盛魁成为当时归绥一带的特大商号，甚至家乡也是商号、商铺、作坊很多，从而成就了古老代州的繁荣和辉煌。王廷相为代州人搭起沟通塞内塞外的桥梁，对促进中原农耕文化与漠北游牧草原文化的相互交流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令代州东章村自豪的是，有三位商人（王廷相、籍万方、王芝）进入代州文庙乡贤名籍。王廷相死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六之墓碑碑文是这样叙述的：“……即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见人有客塞外而落魄者，必给资斧以遣之；亡故者必施棺衾以敛之；欲归荐而无路费者，必助路费以归葬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盖数十年如一日也。……至于修祠堂，茸庙宇，遇灾荒而赈饥，值困乏而济急，又其未节余行不足为先生异也……崞邑优禀生狄焕斗撰”他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美德，成为代州人的荣耀和自豪，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特别是王廷相的经商历程，在光绪版《代州志》和现在的《代县志》中均有记载，作为晋商中的佼佼者，他完全可与我省晋中一代的巨商媲美。王廷相一生救助贫民，捐赠十分慷慨，对社会公共事业时常解囊相助。有一年清政府造通往俄罗斯的公路，他向政府捐献白银数万两，受到社会各界及政府的赞扬，被誉为“护国商人”。告老还乡，还继续做善事，捐钱修建了王家祠堂和东章大庙（东章观音庙有布施碑记）。

晋商吃苦耐劳、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抉择问题上，有自己的道德水准。咸丰年间，山西代州上曲人梁大汉16岁随叔父梁茂来到包头，进复义兴从学徒始，先后做了司账、总管、经理。梁大汉经营复义兴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每逢冬季卧市宰羊只能喝羊杂。旅蒙商的资金不大，全靠精打细算，吃苦耐劳，他们多向包头殷实商号赊买标期货物，向皮毛牲畜店借款，向钱庄贷款，或向蒙古老乡拖欠，总是以诚信来维持生意，而且是以厚成的公积金，来抵御天灾人祸，达到了防患于未然之目的。同治年间，复义兴达到鼎盛时期，店内有店员120余人。公众的美誉度使其换取了官方的信任，同治九年(1870年)修包头城垣时任总管。光绪初年，梁大汉与财东意见相左辞职回老家，临行出东城门下车还不忘向城门跪下磕一个头。不矜不伐，这就是晋商的感恩行动。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晋商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籍万方（1848-1929年），勤劳一生忠厚一世，助人为乐不卑不亢，做了大量善事，颇受人们尊敬。1920年代州直隶州为其赠送“品德兼优”巨匾。还有比其年少的王芝（1886-1972年），少年丧父母，家境贫寒，便外出内蒙一带耍把戏、做生意，吃尽苦头维持生计，后赚了钱返乡置地建房。他一生救助无数困难百姓，捐款捐物。人们为其仁爱精神敬重有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籍利仁、王正坤、籍生茂、王景春等145人集资为其送了一块长2米、宽0.6米的大匾。现在东章人们还在传颂他的事迹。

美美与共，爱拼才会赢。可见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求大同是晋商文化的底蕴所在，亦是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王廷相重视乡亲友谊，他们组成一帮，逐渐形成一个商团组织，期间竭力打造自己的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的团队文化，以致在异域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一般俊秀之士皆以科举及第、入仕当官最为荣耀，但明清山西地方风俗却却重于经商。显而易见，晋商道路的开辟不是偶然的，是中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三、代州晋商的历史渊源及形成发展过程不可歪曲

晋商是中国较早的商人队伍之一支，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代州晋商活动轨迹始见于《北史》《隋书》，其中代县的雁门关就是当时东部的通商出入口。隋唐之际，在代州常驻的有西域、粟特等胡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商人有200户以上。代州晋商历史在《唐书》中得到证实，特别是太原虞弘墓志铭的出土，证明了虞弘(外籍人)任过代州萨保，代州也曾开过对外的管理机构萨保府，还有墓志铭证实了代州在唐代还筑外域人氏专门居住的城--宇文城。据考证，萨保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萨保若由外域人担任，其条件是本州常驻的外来胡商必须达到200户以上规模。既然虞弘在隋唐时任代州萨保，足见代州常驻的胡商至少在200户以上。到唐朝，世道太平，更加开放。代州同其他城市设计一样，有坊有里，井然有序。至今代县还有古堡遗址枣户城、宇文村。到明朝时，代州又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镇，其出关管理方法是在太原缴款领“引”（出关证），故晋南晋商循规矩到代州的雁门关勘验后，方能出关。这从途径代州五台、雁门寺庙的许多碑记中可见到各地的晋商捐赠银两记载得到印证。清朝时期代州的阜戈坪、南口村晋商熙来攘往，与此同时，代州前后腰铺村车马大店灯火通明，権场雁门寨护关人披星戴月，有序当值。康熙年间，山西代州阎村人张贵过雁门关，来到包头的博托河东岸，向蒙古族巴氏家族租户种地务农。随后代州人走西口投靠相与，先后在此定居，形成村落，取名代州营。据张贵的第十代张六六透露：1949年，东河村已有人口213户，清水地500亩、旱地900亩、洪水地800亩，可耕地达2200多亩。这是代州晋商功劳薄上的厚重一笔。要了解这段历史，不仅要读要看，还要走近它、触碰它，才能领略它真正的意义。

特别是至清代，代州更是走西口的一个大豁口，与东口张家口齐名天下。山西承接东西，连接南北，保存至今的雁门关分道碑、张家口布施碑、重修雁门关道路碑记、西包头布施碑便是见证。其实，在古代州、今雁门关于晋商“丝绸之路”的节点上还有一位近代的代表性人物--李威。山西代州人李威走出雁门关来到包头，住河路店三元合学徒。1913年，李威投资3000两白银创办河路社复新和。河路店主要是将五原、临河、陕坝等地的粮食通过黄河运到包头，同时兼营吉兰泰食盐、伊克昭盟天然碱、河北行唐的土布、河南清化的水烟等。复新和不到短短十年功夫，经艰苦创业便使铺产达10万两。1919年，李威的弟弟李彦又投资8000元开设复新久杂货店。截止1930年，复新和库存粮食已达5万石、盐碱百万斤，糖、布、水烟、茶达3000顿，店员上岗250人。李彦因经营有方，还留下“无喜色不开店”“卖下丢账柜不赔”的谚语。1934年，复新和仓库失火，烧了6万元的货，复新和如数赔偿。复新和商号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代州雁门关走廊就是晋商的通关出入口，就是山西晋商们包括代州晋商走出去的专用通道。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代州晋商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四、代州晋商文化的时代价值、社会价值及国际价值

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商业烙印的特征是其家族的身份标签。经商如作战，而晋商的贡献也触目可及，为社会创造出无法估量的经济价值，所以社会影响颇广。就拿包头的万水泉来说，曾为包头八景之一，被誉为珍珠纷涌，而最早开发万水的依然是代州人戴姓。代州晋商知地取胜，择地生财，明辨祸福。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将乌拉特部从呼伦贝尔草原迁到黄河北阴山南，此时戴姓夫妇走口外（俗称走西口）来到这里，见有许多水泉，毫不犹豫地向乌拉特东公旗租地务农。经过几代人的艰苦耕耘，万水泉麦垄成行，植柳成园。清末，万水泉已开八条大渠，造福一方。1933年《包宁铁路建设与计划》记载：“由万水村至包头，沿途多柳树，村落相望，风景不殊内地。村内道旁有泉一眼，澄清澈底，泉味甚佳。风俗语言，颇似山陕乡农，朴实有礼，尚未改旧国风度也”。梁启超称赞晋商是中国古代民营经济的代表，足见晋商的地位逐渐得到社会特别是士人的认可。

代州阳明堡四世祖刘显因生活所逼拖家带口，出雁门关来到归化城的土默川。初来乍到的刘显，人生地不熟，做生意没本钱，只好靠苦力开垦荒地种高粱。一年正赶上风调雨顺，刘显所种高粱喜获丰收，堆积如山，卖高粱赚了钱使一家不再愁吃穿。与其压库变不了现，何不用所产高粱酿酒卖呢？于是，刘显就从家乡王里道把刘氏家族有造酒手艺的亲戚们都叫了去帮忙，正式开办了“刘缸坊”字号，一开就是数百年。据老人们回忆，刘氏族人从阳明堡镇南关王里道起身到土默川的“刘缸坊”，近五百公里的路程用不着住别人家的店铺，因为沿途都有“刘缸坊”的字号。刘缸坊占领了整个内蒙古大草原市场，究竟赚了多少雪花白银谁也说不清，反正在家乡还修建了豪宅院落，供子孙们读书科举及第。刘显高瞻远瞩，劝族人从商举仕，深受大家爱戴。老包头旅蒙行代州人最多，商号最大，经营年代亦最长。包头的旅蒙行和衷共济，几乎将包头变成了代州人独霸的天下，当时包头的旅蒙商至库伦约3000里， （下转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