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军相对弱小，红军之间的会师常常带来革命力量的增强，随之带来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和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记录着这样一次重要会师：“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这段表述足见这次会师的重大意义———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红一方面军，正是从此时开始迈向新征程。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红军两大军团的这次会师？他们为何会选择在永和会师？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李家大屋。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局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战线绵延数千里。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近3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多次“进剿”和“会剿”，至1930年3月，已发展壮大至13个军，6.2万多人。10多个省的许多分散的革命根据地也因红军力量的壮大，逐步发展为连片的苏区。

随着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各地红军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机，广泛开展攻势作战，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为此，1930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适应斗争环境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此后，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明确红军应组建正规兵团，实行“军以下有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各军都采取三三制的编配法”。

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错误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在6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及集中主力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然而，这个决议因为脱离实际、难以实现，而不被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

若干年后，朱德在接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

6月19日，在闽西汀州，毛泽东和朱德按照新的编制原则将红4军、红6军、红12军整编为红军第1路军（不久改称红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1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1军团成立后，奉命“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与此同时，担任新成立的红3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认为，攻打武昌是军事冒险主义，不能马上执行。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先消灭鄂东南各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为攻打武汉做好准备。6月13日，红3军团攻打大冶县城，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黄石港、鄂城，直接威胁武昌。（未完待续）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杨韬栗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