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蕊红
植绿护绿关爱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植树佳话。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植树节,但植树造林的传统却早已有之。
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关于植树的记载。在如今的一些著名旅游景点,我们还能看到古人种植并生长至今的古树,如5000年树龄的黄帝手植柏,2600年树龄的老子手植银杏, 1300年树龄的李白手植银杏等。
在我国历史上,从上古时期开始,已有播种五谷之类的种植活动。例如,黄帝的妻子嫘祖教民养蚕,可见那时就已经有了桑树种植。据《周书·大聚篇》记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这可能就是最早的保护山林的法令。传说中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舜,在当时还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其职责就是处理全国的林业事务。在周代,洛阳的车马大道两侧都要植树,并且设置庐舍,存放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诗经·召南》里有一首《甘棠》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说的是因为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判案,公平公正,人们要保护好这棵树,以怀念召公的功绩。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皇帝多次下诏鼓励植树。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礼记·月令》说:“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可见当时的官员就知道要防止乱砍滥伐,保护林木。而在汉朝时期,在漠北一带即种植有大量榆树,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改善边关驻军的环境。
而最早在路旁植树的人,据史书记载,是和《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同时代的京兆杜陵(今西安)人韦孝宽。《齐民要术》是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成书于北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据《齐民要术》卷四《种梅杏第三十六》记载:“董奉居庐山,不交人。为人治病,不取钱。重病得愈者,使种杏五株;轻病愈,为栽一株。数年之中,杏有数十万株,郁郁然成林。”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举例说,东汉时湖南桂阳(今郴州市)人到了冬天就把乱麻絮塞进衣服里御寒,手脚常常冻得皲裂出血。太守茨充到任后教人们种植桑树、柘树,养蚕,老百姓才有了暖和的衣服、鞋子。西汉时颍川太守黄霸、渤海太守龚遂、三国时京兆太守颜斐,他们到任后都是劝民农桑、植树、养殖。贾思勰还告诫人们“木奴千,无凶年”,提倡多种杏树,以备歉年饥荒。贾思勰认为杏子不仅可以救助穷人,还能缓解饥饿,由此可见其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和良苦用心。
在古代,官道上每隔一里就设一个土台子作为路标,用来计算道路里程。韦孝宽担任雍州刺史后,发现土台子路标弊端很多,风吹日晒会扬尘,下大雨时还极易被冲毁。于是,韦孝宽把雍州境内官道上的土台子路标全部用槐树替代。周文帝宇文泰听说后,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诏令全国效仿,一里种树一棵,十里种树三棵,百里种树五棵。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驰道,同时在驰道两旁都种上了树,既能保护道路,又能为行人遮风挡雨。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潍县竹枝词》中的“两行官树一条堤,东自登莱达济西”,写的便是这一情景。
唐代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常居无定所,却爱种树。安史之乱后他来到四川成都草堂,为了居住环境的优美,曾四处寻找树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诣徐卿觅果栽》)杜甫晚年暂住偏远的江村,他在篱园周围种竹子、栽桃树,心绪悠然,写《春日江村》记之:“种竹交加翠,栽桃烂熳红。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在杜甫眼中,春风折花,便是有意欺主,他在《绝句漫兴九首》中埋怨道:“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时,兴利除弊,做了一系列有益州民的好事,其中之一就是开荒植树造林。他作有一首自嘲诗《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他把爱柳植树当成事业,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造林,还经常身体力行参加植树劳动。“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经过多年的努力,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也倡导植树。每到一地任职,他都大搞绿化,种花种树。贬官滁州时,他在官衙四周种满花木,还写了一首诗:“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谢判官幽谷种花》)这种“红白相间”“次第花开”的园林绿化理念,很值得我们学习。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内有一棵老梅树,是欧阳修亲植,至今已近千年,世称“欧梅”,为我国四大寿梅之一。后来欧阳修任颍州太守,上任伊始即着手治理颍州西湖,除杂草、清淤泥,遍植荷花与杨柳。经年之后,西湖里荷叶田田、荷花亭亭,接天映日,成为颍州一大美景。
(据中国绿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