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农村做点小生意一律被说成资本主义尾巴。谁追求吃喝想过好日子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社会上充斥着越穷越革命的观点。从县委县政府到公社是明令禁止的，是要遭到打击的。

  我村女子嫁到邻村，丈夫得肝炎，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没钱买药。就让妻子省吃俭用，用不多的白面烙成烧饼，到集市上去卖，以换取买药钱。我亲眼看到，在集市上其女儿擓着篮子在集市大街卖烧饼。突然被市管会（现在工商局前身）人员发现，夺取烧饼篮子，把烧饼掰成碎块，狠狠地说：“拿回家让你爹吃吧！”周围不怀好意的人们有的还耻笑这可怜的姑娘。听话音被市管会发现不是一次了。闺女看着掰碎的烧饼，伤心痛苦的哭声让周围善良的人群无不同情可怜，但谁也帮不上她。后来听说闺女不再卖烧饼了，她母亲把篮子放到集市熟人家里，在怀里甚至裤腰里揣几个烧饼，在集市上偷偷用胳臂轻轻撞一下行人，小声问：“吃烧饼吗？”客人如果想买，她就从怀里或裤腰里掏出俩烧饼塞进客人兜里。那时候生活普遍拮据，人也不讲究，拿到还带着体温的烧饼也不嫌弃，就大口吃起来。因为市管会经常检查打击，集市上没有饭馆卖吃的。

  相邻一个村子，自古商品意识强，早年间村里好多人做生意。但在抑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年代，这个村子都不敢越界。但是村民另辟蹊径，在自留地菜园里种下几畦韭菜，一茬一茬卖韭菜挣点零花钱。我依稀记得当年在周边村早晨起来沿街叫卖韭菜的几乎都是这个村里人。还记得这个村一家人会做醋，两个上小学的一男一女抬着一罐子醋串村叫卖。记得当年张春桥写了一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全国发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讨伐资本主义、讨伐资产阶级的热潮。在农村就是要全面不留任何死角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铲除一切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认为私人经营小商品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小商小贩不行，卖蔬菜也不行。种韭菜只能自己吃，不许买卖，认为商品生产就会滋生资本主义。我记得当年公社党委开大会，狠批痛斥资本主义，要把旮旮旯旯的资本主义尾巴铲除掉。要求各村迅速行动起来，割掉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尾巴（铲除一切小生意）。我记得卖韭菜的邻村村干部不忍心把群众的韭菜刨掉，那是村民买油盐酱醋零花钱的唯一来源。村干部行动迟缓，被公社严厉批评。公社武装部组织其他村基干民兵到这个村，强行把村里一畦畦韭菜连根刨掉，扔的村口路上到处都是韭菜根。当时的政治大气候让村里人看见却敢怒不敢言，只能偷偷地伤心难过，无可奈何。

  我本家一个爷爷，也是有经商意识。他早年间喜欢鼓捣修理自行车，常常用很便宜的价格购买废旧自行车，积攒了好多自行车零部件。每逢过集过庙会，他就摆开摊子修理自行车。当年自行车型号比较单一，农村人们大多买不起新自行车，也没机会买新的。那时候国家物资奇缺，买新车是要票的，只有有权利的国家工作人员才能买新自行车。老百姓都是骑旧自行车，常常出问题，买新零件价格贵，还需要到县城五金公司，没熟人也是买不到。所以，村民就到我那个爷爷的摊子，几乎都能找到需要的配件，他都能给你修理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日子里，村里民兵先后强行搜查没收他家两次，一个配件也不留。后来社会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声稍一缓和，没多久，他又搜集来不少自行车废旧零件，他不敢在集市庙会摆摊了，人们自行车坏了就去他家找他修理。

  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上级管得紧了，人们就停下来，上级稍一松懈，人们做生意的手段就像野草，纷纷发芽，很快风长出来。你打击，我收敛，你放松，我接着干。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别怕生意小，挣了一毛是一毛。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好政策，不仅放开搞活市场，允许鼓励人们做生意挣钱，还提供贷款大力支持人们经商办企业。新闻媒体也写文章鼓励人们尽快致富，为万元户歌功颂德。农村人纷纷发挥自己的特长做生意，被长期压抑的心情得到充分释放。人们买拖拉机赶集赶庙会卖布、搞运输、办养鸡场、养猪场、养兔场。国家解禁了人们经商做生意的绳索，释放出人们的聪明才智赚钱。自上世纪80年代后，实行联产承包，棉花粮食大丰收。老百姓很快手里有钱了，释放很大的购买力，极大促进国家轻工业发展。农民纷纷购买崭新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拖拉机。一座座老房子拆掉盖新房，甚至二层小楼纷纷在农村出现。多年娶不上媳妇的光棍也纷纷结婚成家。在特殊年代里，生活贫穷、家庭成分不好的年轻人，大多娶不上媳妇，为了娶媳妇延续后代，农村曾出现“换亲、甚至转亲等独特怪现象。” 人们的衣服再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人们的服装跟着城里人赶时髦，体恤衫、牛仔裤、喇叭裤，墨镜皮鞋人人有。农民的日子如蒸蒸日上的旭日节节高，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