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我想起过去逢节过年与父亲的短暂团聚，洋溢在父亲脸上的笑容，这一刻，让我恢复了对悠远的过去岁月的追忆。

我的父亲是农民，也是“文化人”，是农民里的文化人，文化人里的农民。自我记事起，每年大年三十这天，家里异常热闹，来了许多登门请父亲写春联的人，父亲写春联一直到天色昏暗。我打六岁后，每年这天便有了一项特殊的“任务”，立在父亲一侧帮父亲挪动对联纸，看父亲写春联。父亲写春联没有对联书，即兴抒写，他写字的姿势颇潇洒，时而凝坐，时而站立，从那时起我便对父亲有了一种崇拜，觉得他蛮有学问。

有关父亲的求学之涯我并非从他的口中得知，而是一次不经意间从他的日记本获悉。父亲自幼天资聪慧，从八岁开始，在家乡的小学读了三年书，十一二岁时，因祖父被马匪抓去当兵，就辍学回家放牛、种地。十三四岁中间又进了学校，约莫十五六岁又回家种地，十七岁又入家乡中学就读。父亲这种时断时续的教育，按现在的话叫半工半读。家庭的经济困顿使他过早地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但父亲凭着刻苦勤奋上完了初中，那个时代在我们老家像父亲这样能够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并不多，父亲无疑被乡邻视为“秀才”。

父亲是个“书痴”，小时侯我常看到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静心沉读，在那个荒芜的时代，他看的书不外乎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书点亮了父亲的心，给了他文学艺术的滋养，培养了他乐观豁达的胸襟。他也常鼓励我们多读书，读好书。一次，我放学回到家父亲递给我一本杨沫的《青春之歌》，他含着充满希冀的眼神对我说"好好读读这本书，会对你人生有所启迪”，嗣后，我不忍释卷地看了三遍。从那时林道静，林红这些丰满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定格在我的人生记忆里。

小学五年，我的书皮一直都是父亲给我包的，这令同学们羡慕。我清晰地回忆起父亲帮我包书皮时那专注的场景：他规规矩矩叠好牛皮纸，用小刀小心翼翼地裁齐，再用浆糊粘上，最后用毛笔写上书名和我的名字。父亲很严厉，徜若我们犯了错，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他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我们取得好成绩，受到学校的表彰。每每我捧回“三好学生”的奖状时父亲都会露出“社员都是向阳花”的微笑。

小时侯由于兄妹多，家庭负担重，种二十多亩地的重担全部压在父亲身上。在我们老家家里孩子多、家境差孩子中途辍学并非罕事。但父亲眼界远，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他支持、鼓励我们上学，没有因家里经济不宽裕而影响我们的上学。插秧、薅稻子、淌水、打场这些重农活主要都由父亲干。水稻灌水颇费时，父亲常起早贪黑，有时熬一整夜。

记得上初三那年一个周末的晚上，父亲没吃晚饭就匆匆赶到稻地里淌水，等到凌晨两点仍不见踪影，母亲焦虑万分，于是决定和我一块出去找。时维五月，月光清冷，空野里不时传来凄惨的鹰叫声，夹杂着蛙声，听起来有些瘆人。母亲和我跨沟过渠向稻田走去寻找父亲，稻田在很偏的一片滩上，旁边躺着几处坟地，我的曾祖父、祖母长眠于此，夜间过此，难免产生惊惧，生怕被鬼魂缠绕，幸亏有母亲陪着，否则准吓破了胆。临近稻田，明晃晃的一片，水已漫过了苗身，闪烁着波光，循光慢行，隐约看到渠边一个黑影，“爸爸，爸爸”，我不禁地喊着。是父亲，父亲！他身旁放着一个手电筒，对面立着一把铁锹，显然，父亲由于过度劳累睡着了，或许我的喊叫吵醒了父亲，“哦！水满了”，他猝然惊醒，立刻恢复了意识。看着父亲疲惫的神情，我顿生怜悯，觉得父亲是天底下最辛劳的人。沉重的负担拖跨了他的身体，他积劳成疾最终落下了严重的胃病。

父亲七十二岁那年，母亲一次意外腰椎骨折，我们都回老家陪父母过年，兄妹争先恐后为母亲出钱看病。嫂子是护士，请来医生给母亲治疗，母亲的病恢复很快。看着儿女们跑前跑后，母亲心里乐滋滋的。

这年大年三十，父亲容光焕发，他拿出封存几年的毛笔，倒上墨汁，我们都有些诧异。父亲老眼昏花，几乎已搁笔，莫非他要挥毫泼墨书写春联？果出所料，父亲毅然拿起笔，凝神片刻，酣畅淋漓地写下了以下对联：儿，雪中送炭；媳，有病求医；横批乐在其中。这是父亲生前写的最后一幅春联。

那个春节过后的半年，一天晚上，父亲提着马扎凳下楼纳凉，不慎摔倒，从此，再也沒有醒来……

转眼间，他老人家已离开我们七年，他在另一个空间还好吗？他一定很安详，很幸福，很快乐。（作者单位：宁夏公路建设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