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时行之疾，无岁不有。其得之者，非必人人而尽然。至于大疫流行，则连床共榻，沿门阖境，互相传染，疾病既相连属，死亡亦且枕籍，此生人之大劫，医治之不容缓也。”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77岁的吴中三大名医之一的缪遵义在自己医学著作《温热朗照》“自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距今已经过去230多年，而其语境仿佛就在当前。

    缪遵义（1710—1793），字方彦，号宜亭，晚号松心居士。吴县（今属苏州市）人，家居苏州颜家巷。出身书香门第、累叶科第、再世鼎魁、仕宦之家，祖父缪彤是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一甲第一名状元，官至翰林侍讲；父亲缪曰藻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一甲第二名榜眼，官至司经局洗马，诰授奉政大夫。母亲陆氏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会元、状元陆肯堂（官至翰林侍读）的女儿；他的妻子陆氏又是陆肯堂的孙女。兄缪敦仁，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弟缪近智，候选待诏。

    受家庭基因遗传与文化教育影响，缪遵义自幼聪明颖异，刻苦好学。雍正十三年（1735）考中乙卯科乡试举人，乾隆二年（1737）考取丁巳科进士，录用为知县。然而，他宦情澹泊，不忍远离年近六旬的父母，请假回乡侍养。母亲后来得了一种“异疾”，他于是“究心岐黄言”（道光《苏州府志》）。待等母亲病愈，自己则已经精通医理，于是干脆悬壶行医。

    或许会有人认为，古人学医似乎十分简单，弄通医理也并不是件特别难的事。其实不然，毋可误解。缪遵义能够精通医理，悬壶行医，首先是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宋朝范仲淹曾云：士大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良相治国，良医治病，两者都是儒家追求实现的理想境界。其次是受吴地文化影响，吴地医学蔚然成风，儒而兼医更为人推崇，明代状元顾鼎臣、清代状元陆肯堂都精通医学。

    吴地名医辈出，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曾经说过：苏州“有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善于探出病根，对症下药”（《马可·波罗游记》）；第三是受家庭的影响，他家祖上有个缪嗣寅（1686—？，字朝曦，号晓谷，缪遵义堂叔祖缪锦宣之子）对医学颇有研究，精通医理，曾经著有《伤寒尚论篇》《医方拔雾》。第四是刻苦好学，他潜心钻研前贤医学成果，曾经编著《伤寒集注》《伤寒三注》等。

    《温热朗照》是一部医治温热病的荟萃之作，他在“自序”中写道：“圣王御宇，太和翔洽，民无天札，物鲜疵疠，熙熙 ，咸登仁寿之域。其或阴阳愆和，寒暑失序，有气未至而至者，气既至而太过者。人生其间，起居不时，饮食不节，邪乘虚入，或随感而即病，或过时而窃发……至于大疫流行，则连床共榻，沿门阖境，互相传染，疾病既相连属，死亡亦且枕籍，此生人之大劫，医治之不容缓也。”明确指出人得疾病是“起居不时，饮食不节”造成的，而一旦出流行大疫，人命关天，医治刻不容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博览方书”，根据《黄帝内经》有关温热病的论述，以名医张璐论述为总例，汇集名医周扬俊、喻昌等20余家温热理论，以会讲的形式展开讨论，解惑明义。 （李嘉球 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