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载岁月流转，闽北的崇山峻岭依旧巍峨，溪涧流水仍在呜咽，它们始终铭记着一位用生命践行信仰的共产党人--黄道。

1931年初，闽北苏区陷入最危难的时刻，仅剩崇安北面坑口、浆溪和西面吴三地的弹丸之地，革命火种在风雨中飘摇。

4月，方志敏率红10军首次入闽，打了11仗，仗仗皆胜，收复了部分失地，挽救了闽北苏区。红10军班师回赣东北前，将军部特务营留在闽北组编闽北红军独立团，黄立贵任团长。如何使遭受重创的闽北苏区在强敌的重围下坚持下来，并使之发展、壮大？经过深思熟虑，方志敏认为，闽北苏区新领导者必须具备非凡的胆识和超常的领导才能。于是，方志敏决定让自己的战友，北师大高材生黄道挑此重担。

正是这危急关头，黄道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起闽北分区委书记的重任，为这片土地注入了重生的智慧与力量。

初至坑口，他没有丝毫犹豫与退缩，目光所及皆是革命的希望。首先，黄道认为，在大敌当前，没有一支强大的红军武装，便不可能有苏维埃政权的存在。

黄道奔走于山野之间，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让红色队伍从单薄走向壮大。当年6月，独立团即发起攻克崇安城之役，歼灭守敌100余人。接着又粉碎了敌海军陆战队林秉周旅、省防军钱玉光旅和江西汤恩伯部联合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此后，独立团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不论是配合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作战，还是独立战斗中，皆屡战屡胜。独立团迅速扩大，于1932年11月扩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师，全师下辖3个团3000余名指战员，配备有迫击炮、机枪和电台等较先进的装备，成为闽北苏区的保护神。

其次，黄道在对苏区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造、建立健全各级苏维埃政权。为了搞好这一改造工作，分区委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让人民群众真正了解苏维埃的性质和改造的必要性，说清苏维埃政权是劳苦群众经过流血牺牲产生的，其“主权当然应属劳苦群众，既不为共产党所私有，尤其不是某几个领导人的家产”。要求从县苏到区苏、乡苏、村苏，层层开联席会，使每个委员先行了解意义及方式，然后向群众宣传，并规定党的支部活动分子每个人都要分担几家的宣传工作。在选举的操作程序上，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候选人要有广泛性、代表性、先进性、权威性；在操作上要有民主性、透明度，名单经群众民主推举出来后，要在分区委的《红旗》杂志和各地壁报上公开刊登，让群众公议。发动“苏区内所有的工农劳动群众，不论男女老幼”，“真正的踊跃地找出自己的最好的领袖做苏维埃的委员”。并要求实行真正严格的民主选举，规定不得包办委托他人代投票。至于候选人究竟能否当选，“权在群众，决不能允许任何势力来包办选举，强制民意”，如有违反，“当予以很严重的处分”。他着手改造、发展苏维埃政权，让红色政权在闽北的土地上扎下深根。在他的带领下，闽北苏区的局面焕然一新，曾经的阴霾被驱散，革命的曙光重新照亮了闽山闽水。

当敌军的铁蹄逼近首府大安，一场关乎生死的抉择摆在面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追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占领。此时，闽北苏区失去了靠山，孤立无援。国民党反动派调遣第五十六师、二十一师、七十六师、十师、五十一师等正规军和闽赣边保安团等计10万余众向闽北苏区压来。而此时的闽北苏区只有红五十八团、独立一团、独立二团及各县地方武装，计5000余人。到这年年底，寡不敌众，苏区大部沦丧，闽北党政领导机关被迫转移到崇安县城以北至分水关的、一块狭长地带，形势危如累卵。但是，以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为首的少部分人，不愿面对现实，主张“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死守大安。在此危难之际，黄道同志高瞻远瞩，显示出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作用。

黄道没有选择硬拼硬抗，而是以非凡的战略眼光，果断改变斗争方式，带领队伍主动撤离，转入崇山峻岭之中。茂密的山林成了天然的屏障，他率领红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于峰峦沟壑之间。面对敌人不断变化的策略，他总能审时度势、适时应变。

1935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对闽北游击区的“清剿”作了重新部署，闽浙皖赣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卫立煌将放在南平的总指挥部迁到浦城，采取政治、军事、经济三管齐下、全面封锁的战略，围剿闽北红军游击队。他们在军事上以6个师（旅）的兵力，分成驻剿、搜剿两部分，把“清剿”重点放在闽北分区领导机关和红军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崇安、铅山、浦城等县，建筑碉堡，设立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游击队消灭在封锁区内。在政治上采取移民并村的办法，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以切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在经济上实行“抽干塘水抓鱼”的办法，严格控制粮食、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往游击区，企图将红军游击队饿死、冻死、困死。一时间，红军游击队员在饥饿、疾病及严寒的折磨下，迅速减员千余人，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打破敌人残酷的封锁，更好地坚持游击战争，黄道同志召开了黄龙岩会议。1935年8月，闽北分区委在黄龙岩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分区委扩大会议。分区委书记黄道主持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作如下转变：一、在军事战略上，采取防御和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向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游击区作战方针；二、在政治上，实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争取多数保甲长，建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极少数顽固分子；三、在经济政策上，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黄龙岩会议清醒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建立统一战线，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顽固分子的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果断打出外线，开辟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三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在绝境中为党和红军保住了珍贵的有生力量，让红色火种在闽北的土地上始终不灭。

岁月流转，民族危亡的时刻悄然来临。当抗日的号角吹响，黄道以民族大义为重，放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旧怨，促成合作抗日的决定。1937年3月成立了以黄道为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为副主席的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后又用他们三人的名义向江西、福建两省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为了适应团结抗日的新任务，在黄道的主持下，闽赣省委提出联合“全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组织成抗日联合阵线。“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都应联合起来”，“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都参加到反日阵线上去。”同时积极做大刀会与土匪的工作，组织县、区抗日政权及反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等。在对敌斗争策略上作了调整：一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只要不是“反动领袖”，都要加以保护；二是保护小资产阶级小工商业者，禁绝向大商人罚款，只能向其动员捐款；三是不向富农罚款和动员捐款；四是不得没收白区同情抗日并主动捐款的小地主财产；五是释放国民党下级军官俘虏。由于黄道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审时度势，领导闽赣省委适时地改变政策策略，得到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并能与国民党闽赣方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经过多次谈判，闽赣地区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协议。闽北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于1938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开赴皖南前线，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立新功。

全面抗战时期黄道从闽北的山林走向了更广阔的战场，他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

黄道同志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加上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受广大群众的崇敬与爱戴，也必然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能相容。1939年5月23日，当黄道积劳成疾，在铅山河口治病时，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阴谋毒害致死，时年仅39岁。黄道同志的牺牲，正如陈毅著文所说，是“我党及我们民族的巨大损失”。他用自己的身躯和热血，铸就崇高的品德，化作伟大的精神力量，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黄道同志是全党的骄傲，也是闽北老区人民的骄傲。

86年过去了，黄道同志的身影早已融入闽北的山川大地，但他的精神却如一盏明灯，永远照耀着后人前行的道路。他在危难中挺身而出的担当，在困境中开拓创新的智慧，在大义面前舍小我为大我的胸怀，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闽山不语，却见证着他的铁血丹心；流水不息，仍传颂着他的英雄事迹。黄道同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