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那片让你为之奋斗一生的红土地，在时时激励着你；我知道，你的顽强、你的较真、你的执着、你的洁身自好、你的刚直不阿、你的忠贞不渝、你的呕心沥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爱。”这是刘国兴的妻子崔华对丈夫的怀念与追忆。

父母皆英烈

1920年9月21日，刘国兴出生在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曹墩村的一个刘姓贫农家庭。父亲叫刘德章，母亲李绍珠。

崇安是闽北革命的发源地。1927年7月的大革命后期，徐履峻等建立了中共崇安地方组织，1928年9月28日和1929年1月29日，崇安县委组织领导了以上梅为中心的崇浦农民武装暴动。1929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55团诞生了，1930年5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1931年1月和7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和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在崇安坑口诞生，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当年，刘德章任星村乡农民协会主席，李绍珠任乡、区苏维埃妇女部长。刘国兴在乡亲们的眼里也算是“官宦”子弟了。可是，他的“当官”的父母并没有给刘国兴带来福荫，他的双亲很早就离开了他，他的一生充满着苦和难。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刘国兴8岁那年，崇安上梅暴动爆发了！昔日的“泥腿子”们操起了扁担、锄头，打土豪、分田地，好不热闹。崇安县委安排刘国兴的父亲刘德章为西路指挥，刘德章在西路身先士卒，英勇奋战。为掩护暴动队员，把敌人引入迷途，刘德章被敌困在曹墩村西的小山上。他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砍，刀砍缺了就用石头砸……终因寡不敌众，头部中弹倒地，血染红土地。

少年的刘国兴“看见父亲浑身是血，一动不动地躺在血地上……直到五伯、大叔大婶把母亲和他从父亲身边拉开，他才晓得父亲真的死了”。刘国兴回忆“父亲被抬出家门，渐渐融进黑暗里，这时我听到母亲的一声尖厉哭喊。这一声哭喊，让我记了一辈子”。解放后，刘国兴收到崇安县人民政府邮寄来的父亲的“革命烈士证书”。

1931年6月，刘国兴任星村乡儿童团团长，1932年加入共青团，曾任团支部书记、共青团县委委员、区委书记。1934年5月，调任县儿童局书记。

1934年4月，曾洪易（后沦为叛徒）为中央全权代表到达赣东北，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大搞“肃反”扩大化。赣东北苏区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的达2000多人，其中崇安苏区被错杀1023人。1932年9月，红十军第二次入闽，赣东北省委的所谓“三人主席团”之一的聂洪钧，以军政委身份到闽北督促肃反工作（《武夷山革命史》第102页），并带来了赣东北肃反逼供出来有关闽北分区和崇安县各级人员中的所谓“AB团、改组派”名单。红十军到达崇安，立即在闽北苏区首府的大安逮捕了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徐常、独立团机炮营政委陆如碧等30余人。

当年10月，刘国兴母亲李绍珠因保护崇安县委妇女吴部长被打成“AB团”分子遭错杀。崇安县在当年是肃反扩大化重灾区，各区设立9个劳动感化院，县设一所监狱，共关押所谓的“AB团”“改组派”分子1000余人。1935年1月，崇安苏区党政机关在转移山上打游击之前，对这些“犯人”采取非常时期的紧急处置办法：“判一二年徒刑的放走，判五年以上徒刑的一起杀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广大党员干部和军队干部，对这场肃反运动表示了不满和抵制。闽北分区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在崇安说：“过去，没有抓改组派，打一仗胜一仗，现在我们抓改组派，打一仗败一仗!”说明，苏区时期的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是深刻的。崇安苏区的肃反运动，从1932年初酝酿准备，到1937年10月，黄道传达项英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这场长达6年之久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才宣告结束。

母亲十分疼爱刘国兴，因为在他前面的十个兄姐都死了。刘国兴觉得母亲疼他，爱他，是他最可以依偎、信赖的人。无论日子多么艰苦，有母亲在，她总是能用她的巧手，把日子侍弄得像朵花似的。“母亲是国兴的温柔乡，是一个永远不沉的、盛满幸福和快乐的竹筏……”母亲的遇难，刘国兴极为痛苦，他感到母亲的死比父亲的死更让他难以释怀，原因“在于‘执行者’们都不是刽子手，而是革命同志，或许还是老资格的革命同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84年刘国兴的母亲李绍珠沉冤昭雪，刘国兴收到地方政府送来了李绍珠的《烈士证书》。他的家人才知晓“这个深埋在刘国兴内心的伤痛”，被他“紧紧捂了五十年”。刘国兴用诗人雷抒雁的诗句来怀念母亲：

“只有小草不会忘记。因为那殷红的血，已经渗进土壤；因为那殷红的血，已经在花朵里放出清香……她是夜明珠，暗夜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死，消灭不了她，她是太阳，离开了地平线，却闪耀在天上……”

战斗里成长

黄岗山是“武夷第一峰”，海拔2160.8米，是华东六省一市地区的最高峰。乘车沿长约17公里的盘山公路行进时，三港至黄岗山顶公路沿线，随处可见各种极其珍贵的生物物种，铁杉、马褂木、紫茎、黄山木兰、天女花、黄山花楸、闽地臭樱、盾叶、涧边草等，“都是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稀有植物。还有猕猴、黑熊、山豹……都被冠名国家级珍贵野生动物。”谁知，如今的风景秀丽的桐木保护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脚下的这块红土地，就是当年闽北红军浴血奋战的老战场，闽北红军“三港突围”就在此处。

1935年1月25日，闽北分区委党政军机关撤离大安，越过分水关，向北转移。当分区委机关转移到江西铅山的篁村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的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投敌，充任了国民党赣闽边招抚专员，并带引敌军穷追围截我分区委机关。我分区委机关庞大臃肿，机动性差，屡陷绝境；部队东奔西突，战斗异常频繁。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医院等被严重破坏，被迫轻装。最为可惜和痛心的是，闽北党和红军赖以与党中央联系的唯一一部电台，也在三港突围中丢失。从此，闽北党和红军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而在当时，正是党中央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纠正王明“左”倾错误的关键时刻。闽北党和红军对这一重大转变却一无所知，便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1934年10月，母亲牺牲的那个月，刘国兴毅然参加了红军。

1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闽浙赣根据地，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为应对蒋介石的“围剿”，红十军团被迫转入外线作战，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

参加红军的第五天，刘国兴跟队伍上山打游击，一打就是三年，是“艰苦卓绝的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刘国兴是一个14岁的红军小战士，他先是在闽北分区西南战区独立团一营一连一班当战士。刘国兴个头不高，长得结实，“攀岩上树”是他的绝活。刘国兴感恩是武夷山好山好水滋养了他。“家乡的山，能长出最甜的笋，家乡的水，能酿出最醇的酒”。

武器是战士的生命。与刘国兴朝夕相处的武器是他那支“马拐子”，老得“烤蓝”几乎磨光，准星、缺口、目标三点怎么也成不了一线，很难打中目标。当年，红军的武器十分落后。一个连100多人，有老洋炮、章丘造、汉阳造。再就是猎枪、土铳。再下就是大刀、梭镖。因此，那支浑身残疾的“马拐子”，给刘国兴带来了莫大的满足和荣耀。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万兵力“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当时闽北红军只有不到5000人，敌我兵力对比二十比一，敌强我弱。反“清剿”开始，红军游击队在“二都桥、三都圩、青山、渔梁等地和敌新十一师、第五十六师、独立四十五旅打上了”。

战斗一打响，红一团就被敌人的强大火力压得抬不

起头来。刘国兴的班长叫熊水根，江西铅山人，是个老兵，打仗老有经验。枪声密集，班长把刘国兴按在一个土坑里，不许他动弹。第一次打大仗，刘国兴不觉得紧张，就是觉得热血沸腾，兴奋。

在班里，平时大事小事，老班长都护着刘国兴，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一见到老班长，刘国兴就会想起母亲。

机枪“啾啾”地吼叫着，密集的子弹压得人抬不起头。

老班长将刘国兴紧紧地护在自己身下，说道：“刘娃子，别急，我们是独立团，是主力，主攻就得是我们的，不然还叫什么主力？”老班长还交代：“待会儿我冲你就冲，跟我后面，要是我倒了，别忘了捡走我的枪。今天老子吃定这些狗娃娃了，海枯石烂地吃！”

这一仗打得窝囊，老班长不幸牺牲。他的胃部中弹，“血和刚吃的米菜汤都流出来，淌了一肚子”。老班长从怀里摸出个小布袋，声音渐渐弱下去，说：“刘娃子，我……革命到头了，这杆枪你拿好，还有，这里面有点钱，还有地址，告诉我屋里那口子，再找个好人家……”老班长走了，走得很安详。

刘国兴最后一次擦拭老班长的“汉阳造”，他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看着，抚着，咸咸的泪水扑簌簌地滚落着。

刘国兴后来托人将老班长的遗物和钱捎去了他的家乡。年轻的遗属收到后，怎么也不信久经沙场的老班长会扔下自己突然走了，只有悠悠岁月慢慢抚平她内心的伤痕。

闽北红军终因寡不敌众，为保存有生力量，被迫撤离以避敌锋芒。强敌先后占领了崇安县城和星村、黄坑、石塘、二都镇等地。至年底，闽北根据地大部丢失。

保卫大安

闽北党史记载，当年的“红都”大安，是闽北苏区党、政、军机关的驻地。闽北苏维埃组织部、宣传部、检察部、政治保卫局、国民经济部、列宁俱乐部，银行、党校、军校、列宁小学、劳动学校等一应俱全。为满足军需民用的工厂有硝盐厂、榨油厂、农具厂、石灰厂、笋干厂、被服厂、印刷厂、木炭厂、木桐厂、造纸厂等，还有兵工厂，内设修械、子弹、炮弹、翻砂、新造5个科，担负闽北1个独立师、4个独立团、6个游击大队、1个赤卫军共计1万多兵员的军工生产任务。制造各种枪支上千支，制造炸弹、地雷1万多个，子弹15万多发，基本上能满足闽北红军游击队战斗之需。

1935年初，中央主力红军撤离瑞金，闽北形势紧张。江西铅山方面敌二十一师、第一十二师，建阳、崇安方面敌独立第四十五旅等部，以钳形攻势逼近闽北首府大安。

兵临城下，大敌当前。

以黄道为首的闽北分区委有条不紊地部署四渡桥阻击战，保卫大安，争分夺秒，掩护闽北党政军及后勤、学校、工厂等安全撤离。

四渡桥，位于崇安黄石街与五渡桥之间，是敌军进攻大安的必经之地。闽北军分区教导一中队奉命在四渡桥阻击。夺桥之战将是一场恶战！刘国兴所在的闽北红军独立1团1营1连，被军分区抽调加强教导一、三区队，守卫四渡桥北侧山头，参与四渡桥阻击战。

在1935年1月6日9时，战斗打响。

敌四十五旅以一个营的兵力开始发动进攻。一中队拉响雷区里面的十八颗地雷，将敌人炸得血肉横飞。连续3天，敌人在一中队地雷、滚雷、手榴弹的打击下，不能前进半步，上百具尸体躺在阵地前。

第一发炮弹从头上飞了过去，刘国兴没害怕。他知道是敌人的炮过来了，但不懂那是试射。班长下令撤退，他没听见，还趴在那儿瞄准。班长一把提溜起他就跑，还真险！跑不出十米远，轰的一声，一发炮弹正落在他刚才趴着的地方。

此后，敌人改变了战术：集中兵力进攻第一、第三区队扼守的四渡桥北侧高地。在敌重兵反复进攻下，第一、第三区队所在阵地被敌炮火烧焦，战斗持续两天。因敌我交战实力悬殊太大，阵地上的指战员大部牺牲，余部退守分水关至温林关河流西岸。

刘国兴回忆，这是他第一次见识什么是战争的残酷。刚才还在说话，一枪打过来，半个脑壳没了，脑浆子就白花花地糊在了枪把子上。撤离阵地时，炸飞起来的胳膊、腿儿都在树上挂着，滴滴答答地滴着血。

1月10日拂晓，敌约两个营兵力再度转向四渡桥东侧高地，边搜索边前进，并由第五十六师拨炮两门、轻机枪四挺参战。敌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向四渡桥东侧高地进攻。二区队全体指战员居高临下，用冷枪射击、手榴弹和滚雷相结合，打退敌数十次冲锋。敌人还在不断地增加。

红军阵地工事逐渐被摧毁，战士们顽强坚持到夜幕降临。敌暂时停止了进攻。鉴于阻击任务已完成，部队乘阵地夜雾弥漫之际，悄悄撤出战斗。1月11日拂晓，敌第四十五旅的炮火从南、北、东三个方面对着无人坚守的阵地，猛烈轰击了近两个小时后，方提心吊胆地进占四渡桥阵地。

四渡桥阻击战，军分区教导一中队共歼敌二百余人。国民党独立第四十五旅占领四渡桥阵地后，复向五渡桥进攻。闽北独立第一团在五渡桥东侧阵地阻击，歼敌一百余人。

1月15日，敌独立第四十五旅继续向大安推进，沿途遭到红五十八团和闽北红军游击队的节节阻击。根据大安会议决定，红五十八团于洋庄、小浆一线，在地方武装和赤卫队配合下，以袭击、伏击、骚扰等战术，阻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掩护领导机关转移。

当敌第四十五旅继续向洋庄、路口、小浆一线进犯，距大安不到3公里时，红五十八团团长黄立贵，令所部和奉命刚刚从分水关赶到这里的原红七军团十九师五十三团三营（营长饶守坤），迅速抢占了位于大安南部的路口两侧，在山冈隐蔽。当敌尖兵排开过之后，红军各部立即拦截其中间部分，两面夹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经激烈战斗，歼敌一个营，击溃敌一个团。与此同时，闽北军分区独立一团在崇安老鼠排设伏，歼敌四十五旅一营一百多人。

1935年1月25日，当敌军到达小浆时，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直属部队、工厂、学校、医院等1000多人，已安全撤出大安，向武夷山深山老林进发。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