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贤庚

在武夷山，工夫茶一名见诸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自康熙五十六年起在崇安县为令六年的江苏嘉定人陆廷灿，在其雍正十二年（1734）成书的《续茶经》中写道：“武夷茶，在山上者为岩茶，水边者为洲茶。岩茶为上，洲茶次之。……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为名。”此间之岩茶已是制作工艺趋于完善的乌龙茶了。时人将较单一的小叶种，分为小种、工夫，此初时之称，后其十年亦在崇安县为令的河南新郑人刘埥在其《片刻余闲集》中说：“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本邑人士董天工于乾隆十六年（1751）在其编纂的《武夷山志》中详论道：“第岩茶反不甚细，有小种、花香、清香、工夫、松萝诸名，烹之有天然真味，其色不红。”短短十几年，在小种工夫之间又多出几个花色。但是董天工毕竟是本乡人士，因编志常行走山水、乡野之间，见之更多，询之更细，品之更深，理所当然。故所见“岩茶反不甚细，其色不红”。但是岩茶的“天然真味”古今有之，此为环境所赐，难以人为。

以上县令、文士所言之小种，系时人崇尚之品，此小种即小叶茶树种，是本地之原生种，后人称之为菜茶。传说这种茶丛古时生长于房前屋后，常与菜蔬为邻，而得名，系自然杂交种，易于变异，产量不高，被时人视为珍稀，成品茶则称小种，即今人所云之奇种。茶树显老、立地优越、制作得法者更尤，其他则名以工夫或他名。以上所说之茶均产自武夷山中，即现在的岩茶核心区；制作工艺在清康熙后期的王复礼已有记之，即后来的半发酵乌龙茶做法。当时闽南、潮汕人尤其喜欢，不论紫砂壶小啜，还是一盏三杯轮品，所尚之“工夫茶”均为此也，并声言此茶是产自崇安县之武夷山，并未见说是桐木、政和、福安的“工夫红茶”。

尔后怎么会出现小种红茶呢？当年的史志书中未见制作工艺和产品特征记载，后来山间出现了一个传说云：明末时有一队军士过兵于此，夜间睡在青叶之上，把青叶压渥红了，茶家将此茶炒揉，茶品全部变红，故称红茶，人们对此多有疑问：一是地方志上未见时有军队过此；二是被压之茶，不可能全部都均匀变红；三是睡在青叶还是炒揉后的茶坯上，说法不一；四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中有文把此传说用于武夷岩茶的产生上。还有其他地方名茶也有类似传说，所以故事终难取信于人，概因原产地无原始制作工艺及产品茶特征的记载。至于是什么时间、什么人把“Black Tea”中黑之意译成红茶呢？后来怎么又会将错就错沿用呢？好像没有人把它搞清楚，故成了“糊涂史”。

20世纪中期，由安徽农业大学茶学系毕业、终身致力于研究武夷茶的姚月明，通过深入考察探索，得出见解。他在《武夷岩茶论文集》一书中写道：原先桐木一带的茶也是如同武夷岩茶制法，故茶品亦称小种、工夫之类。但是由于此处山高多林气温低，少有阳光晒青，无奈之下只好借火力烘熏，又因松木含有松脂火旺，所以茶家多以援用，如此一来青叶多吸入松脂之味，炒揉后烘烤时再次侵入松烟，本来茶最忌烟味，在岩茶区焙茶，要先将木炭倾倒在地，拣剔炭头，即未烧尽之木，以免烟味被茶所吸。而桐木制茶时反其道而行，据说时国人多不喜此品，后有人购去调入牛奶混饮，颇为惬意，津津乐道，传之甚速，自此正山小种红茶，几成难求之品，以致常现赝品假货，如“外山小种”“假小种”（无松熏者）。为了别于武夷山中的小种、工夫，就在其后加上红茶二字。在形成的时间上，与茶叶大师吴觉农、张天福的看法是一致的。

随着福州口岸通商、水运便利后，茶叶需求量剧增，周边地带茶家便简化其制作工艺，采摘后即晒或烘，青叶柔软后即揉，然后渥红、焙干、拣剔即行出货，只要花工夫气力制作，便可卖钱。据载始创制地便是政和县，故茶品名以政和工夫红茶，此产业化生产，传至邻近的福安，后到福鼎，形成“闽红三大工夫”，影响甚广，尔后多个省份产制工夫红茶，此即小种红茶、工夫红茶之由来和区别。

综上所述，小种红茶和工夫红茶，系同一茶类，只是制作工艺有所不同，而工夫红茶和工夫茶中则是两类茶，一系全发酵一系半发酵，差别也大。

至于“功夫茶”那是泡茶之法，讲究技艺、器皿、鉴赏等等，笔者在《武夷茶说》一书已有详说，在此不作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