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胜

开展教育：牢固树立革命必胜信念

1935年2月底，当闽北分区机关转移到崇安岚谷东坑时，革命意志薄弱的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以侦察敌情为借口，一溜烟跑到篁村投敌。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等获悉李德胜叛变后，当晚率领分区委和军分区机关，冒着倾盆大雨，向桐木关方向转移。当队伍到达崇安西南的三港时，叛徒李德胜竟然引敌前阻后截，紧追不放，并向红军游击队喊话，要他们下山投降。

为了消除李德胜叛变投敌造成的严重后果，闽北分区委决定从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入手，开展一次反叛徒斗争。黄道书记首先作了题为《反叛徒，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报告，指出：李德胜等人的叛变，虽然使我们受了损失，但是清除了叛徒，我们队伍更加纯洁了。接着他以党组织的名义，宣布开除李德胜党籍，公布了李德胜的罪行。为了进一步振作机关、部队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反叛徒教育，黄道还创作了一首《骂叛徒李德胜歌》，让部队广为传唱，歌词是：“李德胜，真混蛋，敌人进攻他惊慌。借口探敌情，公开去投降，带领敌人奔袭我们到三港。贪生怕死最可耻，拖枪投敌黑心肠。骂声叛徒休猖狂，乌云一过出太阳，这笔血债要还偿！同志们，不要怕，革命好比火炼金，真金不怕火，怕火非真金。革命同志心如铁，任何困难不变心，不顾一切去牺牲，最后胜利属我们！”

通过政治思想工作与对叛徒的批判，大大提振了机关队伍的革命精神，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以艰苦为荣的新风尚，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三港整顿教育，使闽北红军游击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抓住有利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935年4月，闽北分区机关转移到江西上饶南乡附近，黄道等派前卫排到甘溪侦察，遭到敌增援部队一个营，与敌交火后，前卫排即主动退至金钟山。估计敌人会来搜山，红军游击队便在金钟山伏击敌兵。敌人果然倾巢而出，钻入我军伏击圈，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敌军200多人，缴枪200多支，轻机枪4挺，大获全胜（黄知真：《闽北三年》）。金钟山战斗，恢复了闽北红军的威风，戳穿了敌人“已经消灭闽北红军”的欺骗宣传，坚定了闽北游击区人民革命必胜的信念。

召开会议：改变战略战术，增强对敌斗争本领

1935年上半年，是闽北红军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敌人为了封锁和“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一是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二是实行“移民并村”，将小村的群众赶到大村居住，大量制造“无人区”。三是实行“碉堡”政策，在据点周围筑起碉堡，派重兵驻守。四是实行“保甲制度”，在“移民村”里，建立区、保、甲三级统治机构，按保甲编制，实行一人“通共”，四邻遭殃的五家联防切结“连坐法”，不让群众与红军游击队接近。群众上山、下田劳动要到联保主任处领取出村“竹制牌子”，才许可离开村庄；如果查到未领牌子出村，就以通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论处；群众有急事需到外村，要花一块银圆买一个所谓的“良民证”才能出村。五是实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盐”政策，防止“移民村”村民将盐、粮等提供给红军游击队，妄图实现被陈诚称之为“抽干塘水捉大鱼”的“困死红军、饿死红军、淡死红军”的“三死”政策，步步紧缩和蚕食闽北游击区和消灭闽北分区委机关的目的（《崇安三年游击战争历史资料》，载《崇安党史文献》）。六是加大“清剿”力度，1935年7月15日，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总指挥”，卫将指挥部设在浦城县，命令国民党军56师驻松溪县、3师驻浦城县、21师驻铅山县河口镇、76师驻光泽县、新11师驻建阳县黄坑、独立45旅驻崇安县。国民党军将“清剿”分为“驻剿”“搜剿”“追剿”几部分（饶守坤：《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丛书》）。“驻剿”即国民党军在各地重点乡镇筑炮楼碉堡，组织守望队、民团把守隘口，封锁交通要道；“搜剿”即国民党军分成若干小分队四处寻找红军游击队的足迹，白天看烟火，夜间看火光，稍有蛛丝马迹，便占领制高点，由下而上逐段搜山；“追剿”即国民党军负责对红军游击队主力进行跟踪追击，待红军游击队进入碉堡线内，然后加以合力围歼，妄图一举消灭闽北红军游击队。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红军游击队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既要对付敌人，又要同饥饿、寒冷与疾病作斗争，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红军游击队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住山洞、吃野菜，日与猴子为伍，夜与毒蛇共栖；虫咬蚊叮、风吹雨淋，疾作无时，伤病兼行，更是部队中常见的情况。他们白天生火不能冒烟，晚上煮饭不能见火光。他们身上穿的是既不像裙子也不像裤子缀成的“百衲衣”。

鉴于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闽北分区委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于1935年8月在黄龙岩召开分区委扩大会议，总结了游击战争开展以来的斗争经验教训，作出转变政策策略的决定：1.在军事战略上，改变单纯防御和内线作战的方针为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向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作战方针；在军事战术上，保存有生力量，尽量避免打硬战、消耗战，但并不放弃有利时机歼灭敌人。2.在政治上，允许在敌占区实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争取保甲长、大刀会，减少敌对势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3.在经济上，改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废契为减租减息。

黄龙岩会议，是闽北游击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了闽北党组织在革命经受了挫折后，终于认识到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性，实事求是地依据实际情况，果断转变政策策略，增强了游击区军民的对敌斗争本领，有效地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正如陈毅1939年在《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中写的“在与我党中央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尔后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会议后，闽北分区委决定兵分三路，向敌后挺进。一路由饶守坤、王助率领闽北独立师2、3两个团，突破敌人封锁线，从崇安经浦城，插入敌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建松政一带，开辟闽东北游击根据地；一路由黄立贵、曾镜冰率领独立师第3纵队，西出建阳、邵武、顺昌，与邵武独立营会合，在笔架山南北、富屯溪两岸开辟邵顺建新游击区；一路由吴先喜、刘文学率领独立师4团2、3营，沿武夷山西进，到资（溪）光（泽）贵（溪）金（溪）地区，恢复与开辟资光贵游击区。军分区特务连、教导队等则随黄道、曾昭铭、汪林兴等坚持在崇安一带老区活动。

闽赣省委：成为闽浙赣边游击根据地指挥机关

为执行中共中央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下达的“闽北红军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部队取得联系”的电报指示，联合闽东和浙西南红军，粉碎敌人新的军事“清剿”。1935年8月，黄道命令黄立贵、曾镜冰率领独立师1团主力到闽东北寻找叶飞带领的闽东红军。

1936年2月，闽东红军100多人在叶飞的率领下，在政和县洞宫山禾坪村与闽北红军会合。叶飞与黄立贵相互介绍了游击战争情况，表达了联合统一、互相支持的共同愿望，并商定召开闽北、闽东联席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次日，叶飞、黄立贵率部分别返回闽东和闽北。4月，黄道、吴先喜等在闽北红军护送下，到达政和县洞宫山仰头村与叶飞会晤，并召开为期3天的联席会议。双方就成立闽赣省委统一闽北、闽东2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来，由于形势紧张以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闽北、闽东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但在干部交换和互相配合等方面仍按原计划进行。如闽北红军独立师政委卢文卿调任闽东独立师师长，闽东缪英支队划归闽东北特委指挥等（范式人：《介绍闽东党的斗争情况》）。

1936年6月，黄道等由政和返回崇安，在岚谷黄龙岩宣布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组织部部长曾镜冰。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闽赣省军区、省肃反委员会、省工联、共青团闽赣省委以及4个分区委和4个军分区：1分区（闽北分区委）书记汪林兴，司令员熊家才，辖崇安、建阳、广浦、上铅等县委；2分区（闽中分区委）书记黄立贵兼司令员和政委，辖邵顺建、邵将泰县委和邵光特委；3分区（抚东分区委）书记吴先喜兼司令员，副政委刘文学，辖资光贵中心县委；4分区（闽东北特委）书记王助，司令员饶守坤，辖建松政中心县委和迪口县委。独立师4个团改为纵队建制。在闽赣省委的领导下，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形成了崇安、建阳、浦城、广丰、上饶、铅山、金溪、资溪、贵溪、光泽、邵武、顺昌、南平（延平）、将乐、泰宁、建宁、建瓯、松溪、政和、屏南、周宁、寿宁、庆元、龙泉、江山等26个县的广大游击区，闽北独立师由原来的4个纵队发展到6个纵队，这是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期。闽北游击区地跨闽浙赣三省，中共闽赣省委成为闽浙赣边游击根据地的指挥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