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胜

人民至上：打造闽北党群、军民鱼水情深的精神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闽北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以来，就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仅要求广大党员和苏区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关心群众生活，做群众的贴心人，还明确规定农忙季节，无论是领导还是机关干部，都要下乡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做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培养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好思想好作风，对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以及促进苏区社会风气的转变，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闽北根据地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翻了身，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不愁吃穿。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他们自觉地为苏维埃政权努力生产，奋发工作，参加革命战争。即使在敌人大举“围剿”根据地的生死关头，也高唱“苏维埃给了我们自由和土地，为阶级，为自己奋斗要到底”的战歌，誓死保卫苏维埃（《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第144页）。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北党组织提出了“没有群众就没有生存”（刘文学：《回忆资光贵革命斗争》）的口号，从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出发，处处把群众工作放在首位，并让群众在斗争中得到实际利益。要求红军游击队坚持“集中以应付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第158页）的原则，白天，部队以连、营为单位，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晚上，分兵深入庄户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关心群众疾苦，给穷苦的群众送衣送粮。到外地打游击，将打土豪得来的物资、粮食分给游击区的群众，还组织群众到地主、豪绅的山上去砍伐竹木，远销集镇等。这些具体政策、措施和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游击区群众的实际困难，稳定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从而激发了游击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与保护红军，为红军送粮、送油、送盐、送药、送衣、送情报，向红军通风报信。敌人妄图用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等办法来隔断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群众就千方百计利用上山干活、下田种地之机，把米偷偷带上山，把自己穿的衣裤、鞋子留下给红军游击队。敌人强迫群众带路搜山，群众就故意走弯路、绕深山，避实趋虚。许多老大爷把红军伤病员当作自己的儿子收留起来；许多年轻妇女把红军伤病员当自己的丈夫掩护起来喂伤病员；许多青年明知战争艰苦，依然踊跃参加红军游击队。在监狱、法庭、刑场，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审判，游击区群众为了保守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秘密，守口如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如崇安洋庄地源妇女干部连凤玉，家中有3位亲人数十次冒险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惨遭国民党兵杀害。她牢记血海深仇，不顾生命危险，继续到敌占区买盐买药，支援红军游击队。还有崇安岚谷的女接头户王端娇，多次机智地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1936年4月的一天，她因本村的地主告密，被敌人抓去吊打，小儿子也被扣留当人质，要她供出红军游击队活动的驻地，她守口如瓶，拒不回答。敌人见她不招，对她实施了各种酷刑，她仍宁死不屈，最后敌人因无证据而将她释放。她在丈夫和儿子，先后被国民党残杀后，仍坚持秘密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送药品等（王荣森：《闽北三年游击战争述略》，载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丛书》）。闽北游击区群众支援红军游击队的事例举不胜举。

闽北党组织和红军奉行人民至上的理念，关心保护老区群众，老区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支援党和红军游击队，共同演绎出一幕幕党群和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画卷。

红军改编：铸就一支铁的抗日武装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侵略。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终于在9月23日促成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讲话。9月29日，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以便追随八路军，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并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联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各项事宜。9月底10月初，国民党江西方面与中共闽赣省委在光泽县霞洋乡大洲村经过7天艰难的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史称“大洲谈判”。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要求所属的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和崇安游击区分别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和谈，并达成协议。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边界15个地区（琼崖除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闽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项英的指示，在大洲谈判达成停战合作协议后，立即通知所属各部队下山，从崇安长涧源集中开赴铅山县石塘镇整编。

1937年11月，闽北红军游击队（已改称闽浙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独立团），陆续集中到石塘整编，共700多人。黄道给每个战士分发一枚“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闽赣省委还掀起扩军运动，将队伍扩大到1500多人（刘文学：《下山前后》）。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命令闽浙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下辖五、六两个团。2月9日，黄道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在石塘一所学校里召集五团营以上干部，举行就职典礼，宣布饶守坤任五团团长，曾昭铭任五团副团长（政委），杨元三任参谋长（未到职，后由桂逢洲接任），刘文学任政治处主任，五团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2月25日，新四军五团离开石塘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部队到达安徽岩寺时，接受了军部领导的检阅，叶挺军长赞扬：“五团基本都是闽赣边过来的老红军战士，是很强的骨干力量，要好好学习锻炼，今后发展起来都是我军的优秀干部。”

五团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先后参加了许多名扬大江南北的胜利战斗，其中以“红杨树对日作战”“五次保卫繁昌对日作战”和“血战东流山”最为闪光，被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称为“南方的模范队伍”。

在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中，五团保持和发扬了闽北红军骁勇善战、不屈不挠的光荣传统，为保卫新四军军部、保卫皖南，绝大多数壮烈牺牲。五团的辉煌战绩和英勇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长河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