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春，《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台湾举人郑家珍的《武夷采茶歌》。这首看似吟咏茶事的《武夷采茶歌》，实则是郑家珍以茶为盾、以歌为矛，将家国破碎的痛楚织入了闽南歌谣复沓韵律之中的杰作。那些被鹊舌新芽遮掩的，是割台之痛；被采茶女吟唱的，则是春愁般的故土之情。让我们循着九曲溪的茶香，走进这首隐喻诗学的密码，见证郑家珍用载满乡愁的武夷茶歌，在殖民高压下谱写爱国心曲的义举。

茶山即故土：隐喻的诗话密码

郑家珍在1901年1月27日《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的《武夷采茶歌》全文为：

武夷九曲溪山幽，采茶歌里散春愁。春茶采罢春难驻，惟有歌声镇日留。茶叶尖新如鹊舌，歌韵悠扬同击节。三三六六都是春。和汝唱予无断绝。曲复曲兮春出深。采复采兮日将沈。白日催春容易老。茶歌一阕愁侬心。侬心愁绪多如发。况值武夷春二月。一寸相思一寸灰。情根莫共茶争发。昨宵微雨众茶生。九曲溪边绿意平。忙煞山南山北女。携筐采采不胜情。

一采茶叶青。再采茶枝侧。三采女心悲。四采慵无力。

愧我红颜命不如。枝枝叶叶皆春色。

栏目编辑刻意在诗歌后留下耐人寻味的评语：“古音锵然，一结余味不尽，有湘妃曲终君山犹青之概。”这首看似寻常的采茶歌，却在台湾日据时期的语境下显得格外突兀，它不写台湾风物，却歌武夷茶山；不道时事变迁，却言春愁难消。为何会出现这种意象疏离的表达策略呢？这就得从郑家珍的生平与创作此诗歌的背景开始说起。

郑家珍（1866-1928），字伯玙，号雪汀，台湾新竹县人，原籍福建南安，其祖辈渡台，在台湾以务农为生。郑家珍幼年入台湾陈世昌私塾就读，努力聪慧，成人后博学多才，诗文算术无不精通，于光绪二十年（1894）考中举人。来年，也即乙未年（1895)，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清廷割让台澎（史称“乙未割台”）。作为熟读儒家经典，在中华传统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台湾精英知识分子，郑家珍不甘留台的屈辱，毅然携眷内渡，归籍南安。

内渡后思念故土乃人之常情，更何况深受孝道文化熏陶的郑家珍？因此每年春天只要条件许可，他都会回台进行清明祭扫并停留一段时间，与留台的朋友进行文化交流并参与台湾的多个诗社活动。

当时台湾的优秀文人，基本均为经过系统性儒学教育的儒家学者，受忠君爱国、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等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影响至深，在乙未割台的重大历史变革中，都希望能以诗文为刀剑，自觉抵制殖民同化，承担起在台赓续中华文脉的历史使命。

洪繻在《重修鹿港文武庙暨书院碑记》中写道：“谋斯文一线之延，非吾儒之责而谁责乎？况台湾涵濡文化二百数十年之深，一旦版图更易而俎豆沦于荆榛、坛坫鞠为茂草，非唯文学之羞，抑又贻有国者之耻也！”连横同样在《栎社同人集序》中表示：“海桑以后，士之不得志于时者，竞逃于诗，以写其侘傺无聊之感,一倡百和，南北并起……文运之存，赖此一线。人物之蔚，炳于一时。诗虽无用，而亦有用之日。”

然而在当时的台湾，要直接发表抵制殖民同化的诗文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精英文人们都“玩”起了高超的隐喻手法。郑家珍的这首《武夷采茶歌》表面上写的就是武夷茶山的秀丽，以及采茶女的伤春悲秋。但事实上，郑家珍是以美丽的武夷茶山隐喻宝岛台湾的锦绣河山；以采茶女每年春天上山采茶隐喻自己每年清明的归台祭扫；以采茶女的伤春悲秋隐喻自己对乙未割台的深深哀叹。

春愁即国殇：赤子的家国情怀

《武夷采茶歌》的首句“武夷九曲溪山幽，采茶歌里散春愁”，郑家珍在此其实是开篇明义，意思就是说，我是为了“散春愁”而写这首采茶歌的，那么我郑家珍有什么“春愁”呢？大家应该心知肚明。如此隐晦地表达出了对故土台湾深深的眷恋之情。而接着的“春茶采罢春难驻，惟有歌声镇日留”则隐隐表达出虽然清政府的割台已成事实，但我对故土的歌颂却不会停留，亦即洪繻所谓“谋斯文一线之延”之意。

诗中的“三三六六”指的是武夷山秀丽的九曲溪与美丽的三十六峰，而“三三六六都是春，和汝唱予无断绝”明白地表达出了大陆与台湾血肉相连，希望一脉相承的文化能如诗歌唱和一般永不断绝。

诗中无处不在的“愁”意，诸如“茶歌一阕愁侬心”“侬心愁绪多如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情根莫共茶争发”等等，更是将其对宝岛台湾难以割舍的故土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诗歌的最后用“一采茶叶青，再采茶枝侧，三采女心悲，四采慵无力”的排比递进，表达出了一介书生对时局变化与割台现状深深的惆怅以及无力之感，以此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深思。最后用“愧我红颜命不如，枝枝叶叶皆春色”作结。在此，郑家珍余味深长地表示了虽然我无能为力，但台湾的锦绣河山定能不断孕育出杰出的人才，终有一天能完成我辈的愿望，看到统一。无怪乎报纸栏目的编辑要给予“古音锵然，一结余味不尽，有湘妃曲终君山犹青之概”的高度评价了。

全诗在语言艺术上融合了闽南歌谣的复沓韵律，如“曲复曲兮春出深，采复采兮日将沈”，在闽台两地的读者读来，特别有亲切的乡音之感。在意象上以“茶”串联起茶山、采茶女与春愁，并一一对应地隐喻故土台湾、郑家珍自己以及对乙未割台的深深惆怅，实现了“以茶喻史”的独特诗学技巧。

无独有偶，1911年梁启超游台，其间创作了著名的《台湾竹枝词》：“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写男女相思的情诗，可事实上梁启超采用的是“情歌其表，国殇其里”的创作策略，构建了殖民语境下独特的话语抵抗体系，表面上是在描写年轻女子与自己如意郎君之间的无限思念，实则表达的是台湾和大陆不可分割的深情厚谊。梁启超的这首《台湾竹枝词》与郑家珍的《武夷采茶歌》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日据时期，台湾文人通过组织诗社等文人团体，定期举办诗会，创作了大量的汉诗。这些诗歌表面上是吟咏山水风月，实则暗喻家国情怀。例如洪繻在《痛断发》中以“披发欲向中华去”表达回归传统的渴望，而“桃源路绝秦中秦”则隐喻殖民统治下的生存困境；林朝崧的诗作中则常以“孤臣”“遗民”自况，抒发对故土的眷恋等等。

郑家珍的这首《武夷采茶歌》作为此类作品中较早亦是较为典型的作品，对之后的同类文学作品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与引导作用。他们共同以诗文为武器，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在殖民高压下维系着台湾的中华文化命脉，为日据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贡献。

茶歌不绝，山河长青

从郑家珍的茶歌到梁启超的竹枝词，日据时期的台湾文人以诗为舟，在殖民的惊涛骇浪中摆渡着中华文化的火种。他们以茶喻史，以春愁写国殇，让武夷的每一片茶叶都成为未寄出的家书，让采茶女的每一次吟唱都化作文化的抵抗。当我们在21世纪重读这些诗行时，仍能触摸到那些藏在鹊舌茶芽里的铮铮铁骨，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对苦难的遗忘，而是如湘妃竹上的泪痕，将历史的伤痛淬炼成永恒的青翠。正如报人所评古音锵然，这些茶歌终将成为海峡两岸共同的精神胎记，在枝枝叶叶皆春色的期许中，见证文化血脉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