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是一个“山顶人”，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山上。

除我家之外，山上还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几十户人家。想要接触外面的世界，必须先下山。下山的路是一条又陡又窄的山路，七弯八拐地走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山脚。改革开放前，山脚有一条土公路连通外面的世界，但路面坑坑洼洼的，晴时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还时常因塌方而中断。我们下了山，还要沿着土公路走半个小时才能到达镇上。镇上的人私下里都说我们是“山顶人”。

我是1979年出生的，乳名叫“阿肥”，并不是因为我小时候长得肥胖，而是我出生那天，父亲刚好去镇上挑肥料回来，所以给我取了“肥料”的“肥”字，不光是要记住那一天，也是要记住那一段艰苦的岁月。那时候，家里种田种地，要购买农资只有这一条山路可走，全靠人力肩挑背扛。父亲去挑肥料，由于山路崎岖难行，折腾一天顶多两个来回，费时不说，人也累得够呛。

不仅购买农资难，适龄儿童上学也难。山上没有学校，想读书，只能去镇上。镇上的学校条件不好，不能住宿。山上的孩子去上学，必须每天清早迎着朝阳下山，傍晚再追着落日上山，花在路上的时间都要四个多小时。我小时候受过脚伤，人又瘦弱，走不了远路，而父母每天要下地干活，无暇接送，不得已，我捱到了八岁，腿脚有劲了，这才去上的学。上学路上，摔跟头再是平常不过，每次摔倒了，我就坐在路中间哇哇地哭，要同伴哄劝半天才肯起来。我在一次次的摔倒中成长，山路磨炼了我的意志。

1998年，我从一所职业学院里毕业，外出打工，每次回家时，照旧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仍然是一个“山顶人”，我们几十户人家也仍旧戴着贫困的帽子。是啊，交通不便，农用物资进不来，农副产品出不去，谈何致富？然而，看到陡峭的山壁，修路几乎不可能，乡亲们只能摇头叹息。

时间来到了2008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几十户人家全部搬迁到了山脚下，住进了崭新气派的楼房。随后，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其中包括把原有的土公路加宽修直，铺成宽舒平整的水泥路。再回家时，水泥路已经铺好了，我直接就把车开到家门口。这时，已经没人说我们是“山顶人”了。

交通条件好了，乡亲们在地里种上桔子、猕猴桃、西红柿和中草药材等经济作物。秋收之际，商贩们开着大货车来了，乡亲们把农副产品卖掉，收入很是可观。后来，我们镇被规划为旅游镇，我家所在地成了旅游景点，全国各地的游客一拨接着一拨地来了，乡亲们又风风火火地搞起了生态农业旅游，致富的门路更多了。

从山上到山下，从传统农村到现代新农村，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正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实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