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过年，大人们在忙碌的同时总忘不了给孩子们买件新衣，加条新裤或添双新鞋。而对自己却总是说“大人嘛，无所谓了。”

我不以为然。

每年为孩子添置过年的新衣时，我也定要为自己精心挑选一件。并不是因为柜子里就缺少这一件。

小的时候盼过年，翻着日历掰着手指头地盼。因为过年除了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新衣裳。那时的小县城没有成衣店，新衣服都是靠裁缝师傅做的。兄弟姐妹多的人家，常常是大人的衣服改小了给老大穿，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又轮到老三。一年到头难得盼到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新衣裳。

我们小时侯穿的棉袄也是裁缝铺子的师傅做的。雪白的棉花一层一层厚厚地絮在深色的里子里，再用长针粗线密密地绗缝。面子是有着大红大绿花朵的棉布，充满喜庆。棉花袄不可能年年做，一件新的棉袄不讲合身，都是尽量往大做，至少要能穿上三四年。第一次穿总是显长，衣身长衣袖也长，有时不得不把超过手腕的袖子不停地往里折。棉花袄不能水洗，因而总要在大袄头外面加件遮脏的衣服，而这件遮脏的“加披衫”通常都是母亲自己做的。

每到过年，母亲除了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少不了为我们做件新的“加披衫”。扯上几块新布头，下班忙完家务活之后，母亲就在灯下为我们姐弟几个做新衣。母亲自己裁剪自己缝纫，有时要忙到很晚。

那天吃了年夜饭后，母亲又在缝纫机前“答答答”地赶掣着最后一件新衣，我一直守在旁边。因为那件衣服是我的。

母亲看着我性急的样子，“噗嗤”一笑。“这件衣服是初一天穿的，你放心，很快就做好，你先出去玩，明早醒来就有的穿了。”

“怎么把我的衣服最后做！”我嘟嘟囔囔着，不情愿的走开。

正月初一一早醒来，枕边果真叠放着一件深红色的灯蕊绒新衣。亮晶晶的双排扣，贴着花边的口袋，领口上还有二朵用黄色开司米绣的小花。我乐得像撒欢的耗子，迫不及待的穿上，一整天四处瞎逛凑热闹。就因为这件新衣服，我感觉整个正月，好像喜悦都随之而来。

那些年，不管家里的日子过得怎样的紧巴，只要到了过年，母亲就要想着法子给我们做件新衣服。有次我听到母亲对父亲说：“孩子们就想着要一件新衣裳，我自己做要不了多少钱的，过年过的不就是心情吗？”我不知道过年还会有别的什么心情，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还有新衣服穿，过年不就是只有快乐美好的心情吗？

慢慢的，过年要让孩子穿上新衣裳成了母亲的一种责任。即使我们姐弟几个成家立业之后，母亲仍不忘再三提醒我们：过年要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件新衣。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物资生活的丰富，年幼时对年和新衣的那种渴盼反倒渐渐淡薄了。我对母亲说，现在穿件新衣早已是司空见惯了的小事，我们已不是小孩了，不至于每年过年一定要穿新衣的。

母亲看着我，认真地说：“过年就像跨过一道门槛，不管门槛外的旧年有多少愿望没有实现，又有多少失落或是遗憾，跨进新年的门槛，就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快乐的方式，让心中填满美好的期许和生机。现在穿件新衣裳是很平常的事，但是过年穿和平时穿就不一样：辞旧迎新，迎的不仅仅是新年，还要迎来一个崭新的自己。”

没想到，一件过年新衣，却藏着母亲这么深奥的哲学。难怪年幼时每年过年，不管少什么也少不了我们姐弟几个一件年的新衣。

一年从头吉。欢喜地过年就是为了带上一颗欢喜的崭新的心，从而有一个昂扬的崭新的开始。

从此，大年初一穿新衣像仪式一样让我们感觉到这一天与其它日子的不同，而为我们带来这种仪式感的人，是母亲。

今年过年，我又为全家每人都添置了一件年的新衣。当然还有母亲的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