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兰华

1949年4月的一天，我呱呱落地，诞生在苏北解放区的一位农民家里……

随后，母亲带着我们与在金坛做手艺的父亲会合一处，以做手艺为生。

父亲租住的房子里人满为患。他与两个匠人合租了北门大桥下三间民房。石匠带着两个儿子住在西边一间，东面一间一隔两半。我们一家五口住在里面半间。铜匠祖孙三代六口人住在外半间。中间一间堂屋里是三家人活动的共用场地。角落里砌着两只灶头，我们两家各一只。

在这人头碰人头的空间里，除了睡觉时我们觉得人头靠脚头拥挤得难受，烧饭时屋里的滚滚浓烟呛得我们夺路而逃。空间的拥挤，三孩共床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母亲托了许多人终于在北门仓房租到了两间低矮的小平房。我们这才有了自己的家，拥有了男女各自的睡床……

转眼我成了大姑娘。1968年仲秋时节我插队去了农村。没有房子，我们四位女知青挤在社棚里打地铺。那些天，我们被隔壁猪圈里散发出来的尿骚味熏得无处可逃。

三年后，我嫁入夫家，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婚房。但是我们很快分家，住到了做饭的小屋里。建房成了我们迫在眉睫的事，在1974年迎新春的爆竹声中，我们的三间大瓦房在一片茅屋中拔地而起，豪迈地耸立在村庄里。

七年之后，当家前屋后树成荫，竹成林的时候，我接到了一纸回城工作的调令。喜悦之中万般不舍。这是我人生开花结果的地方呀！

入城后，我成了无房户，借住在学校安排的一间空闲的教室里。我和丈夫睡在里间，两个孩子睡在一帘之隔的上下铺的木床上。没有厨房做饭，只能把煤炉、餐具搬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搬张废旧的课桌当灶台……我坚信住房困难一定是暂时的，好日子在前面向我们招手呢！果然，1989年金秋，金城镇第一幢教师住宅楼在文化路落成了，我分到了一楼两居室56平米的套房。我走进装修得焕然一新的套房，恍若置身梦境。

1996年，教育局为改善教师的住房，建造了一大批住宅楼。我家“以小换大”搬到了70平米的公寓房……我们的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2001年，我们用30万元建造了一幢三间三层的小别墅。50年的梦想，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孵化成“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目睹新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母亲来到我家，看到小楼满园飘香摇曳的花草树木，满屋古式古香的黑胡桃木装修与簇新的黄花梨家俱，不由感叹：“丫头你命好，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