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虎涛 ◎

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计算机等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简称数字经济1.0，对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经济简称数字经济2.0。

数字经济2.0要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引擎作用，需要克服“两个陷阱”，占领“两个高点”

在数字经济从1.0时代向2.0时代的转向升级过程中，相较于发达经济体，中国最大、也最独特的优势，就在于在经历了数字经济1.0时代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并在数字经济2.0的相关技术领域具有了相当的竞争力（如5G技术等），因而在发展智能制造方面有着突出的产业规模优势和产业协同优势。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不仅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机遇，而且新兴数字产业也可以通过其他产业的巨大需求拉动自身的不断创新，进而再次通过技术渗透和传统部门形成良性循环，实现新旧产业的协同发展。对于相当一部分经济体而言，在数字经济2.0时代来临之前，其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当智能制造成为新的增长点和发展趋势时，已经失去了智能制造的“制造”基础。

但是，要将这种最大也最独特的优势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动能，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数字经济2.0要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引擎作用，需要克服“两个陷阱”，占领“两个高点”。“两个陷阱”是指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陷阱和生活服务业的红利陷阱；“两个高点”则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技术高点。

所谓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陷阱，即在迈向中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旧产业衰退但新产业成长缓慢的现象。具体而言，就是整个产业体系面临结构性陷阱，传统产业占主导但增长不断下滑，新兴产业虽然在成长但缺乏核心技术、缺乏人才、发展阻力巨大。传统产业的增长不断下滑，将对现有的全产业链格局构成冲击，造成产业链的转移或碎片化，使国内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失去基础；而新兴产业目前占全国GDP的比重还比较小，尚不足以支撑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实现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拉动与升级，这就必然影响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成为制约中国迈向中高收入国家的瓶颈。结合数字经济2.0时代的产业特征，要突破这种结构性陷阱，就是要让新产业部门快速形成动力部门、主导部门和基础设施的产业协同效应，进而对相关传统产业形成较强、范围较大的渗透和升级。

所谓生活服务业红利陷阱，即资本、人才、研发过度集中于生活性服务业，形成一种看似“合理”的“去工业化”和看似“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和仍然相当可观的低成本劳动力，数字经济在中国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异常迅猛。又由于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能较低，资本、人才、研发和教育资源对生活性服务业的过度倾斜，反而会削弱在更具有战略意义和长期增长意义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部门的投入。

所谓“两个高点”，即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技术高点，这是世界各国的竞争密集区，也是最终“引爆”数字经济潜能的关键突破口。连接+能源+材料的三维技术突破从根本上决定着技术革命浪潮的效能，从长期来说，如果没有材料和能源的突破性发展，智能制造的生产率提升是有限度的。在缺乏能源和材料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智能化生产和智能化流通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和各种成本——原材料、能源和流通成本的节约，以及个性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给消费者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带来提升，而不是新的能源和新的材料带动从生产工具到最终产品的变革。在缺乏能源和材料这种“终极成本”的颠覆性变革之前，智能制造只是同时实现了生产流程和流通流程的智能化再造，其作用相当于智能型的、拓展到了消费和流通领域的自动化流水线。

重视“两个高点”的目的，在于连接+能源+材料三重技术维度的大协同。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结合本国的禀赋特征，实现连接+能源+材料的多部门、多产业的协同，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实现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成为当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共同着力点

着力于在材料和能源“两个高点”进行创新突破，并最终实现数字经济2.0的潜能释放，是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大红利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升21世纪中国产业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数字经济2.0领域的白热化竞争，只是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制高点争夺的集中体现，而不是全貌。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成为当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共同着力点。结合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既定目标与技术革命浪潮本身的内在规律，可重点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第一，利用庞大的产业需求和国内市场需求，为连接+能源+材料三重技术维度的大协同创造有利条件。我国产业部门不仅全覆盖连接+能源+材料三重维度，且有着完整的产业链和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在每一重技术维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分工深度和企业数量，根据需求引致创新原理，产业间相互需求可以为“引致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针对性的引导和系统性的规划，可以将这些庞大的产业间需求和国内终端消费需求这种独特的禀赋条件，转换为中国创新的独有优势。

第二，以新基建为契机，为连接+能源+材料三重技术维度的大协同奠定产业发展的基础。新基建涵盖5G基建、“一智一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等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的重要领域，涉及面广，嵌套复杂的产业协同关系，而且“新基建”规模可观，不仅对应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也对应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其实施与推进本身就是一次大协同的过程。从长期看，新基建所奠定的新型基础设施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得以继续展开的基础。

第三，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探索、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为连接+能源+材料三重技术维度的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创造条件。新型举国体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激励约束兼容机制作用，又要统筹全局安排，克服市场经济的短期性和盲目性。通过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竞争制高点领域前瞻性布局和组建国家实验室，从而有效推进重点领域的科技创新。

第四，针对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技术和产品特征，补齐制度短板，创新“制度基础设施”，促使数字经济2.0的潜在生产力得以最大程度释放。以数字经济2.0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数据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围绕数据要素的使用、占有、剩余索取的一系列产权制度安排，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生产要素的内在要求。通过适宜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如数据产权、数据安全、数据标准和数据监管等体系建设，在有效激励数据生产的同时，实现和放大数据的网络效应、综合效应等正外部性，是提高数字生产要素效率的制度保证。

数字经济2.0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真正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唯有历经艰难的创新，在最具价值也最困难的领域中实现突破，才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重构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生产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全面提升。聚焦数字经济2.0，围绕连接+能源+材料三重技术维度大布局，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红利的关键所在。

（来源：12月7日《北京日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