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华

1982年，为了支援宝钢建设，我背上行囊，从东北的本钢来到东海之滨的宝钢，行囊里装满对这座现代化钢铁企业的憧憬。那时的我不会想到，往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宝钢人”这三个字会像钢印一样，深深烙在我的生命里。而“三声铃响，必有应答”这八个字，更成了我一生无法磨灭的印记，它不仅是一项工作标准，更是我刻入骨髓的宝钢魂。

不跟着跑，就会被淘汰

为了保证宝钢投产顺利，话务通讯等基础设施必须提前一年建设好。一到通讯话务班，我们顾不上安顿自己的小家，立刻放下行囊，跟着外方专家安装、调试设备。将来要独立使用和维护这些设备，就一定得把设备的原理吃透。有时调试任务紧急，大半夜经常有车来接我们赶去现场。那时候，大家心里都绷着一根弦，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和爱人工作都忙，经常不在家，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只能给孩子脖子上挂把钥匙，让他自己上下学。

宝钢常有外宾来电需要转接，话务班在15句标准用语、几千个号码烂熟于心之外，还得学习英语、日语、德语等外语--这可把我们难坏了。话务班里不少“老三届”，即便年轻时学过点英语，上山下乡几年也大多还给了老师，更别提学习其他外语了。我们那时基本都三四十岁，年龄大、记性差，好不容易记住的单词和句子，几天没用就忘了。话房多是女同志，孩子不是在上幼儿园就是小学，大家都是回家后一边做饭带娃，一边背单词，常常把饭做糊了都没察觉。

我们这批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可宝钢有规定，没有大专文凭不能胜任这个岗位。好在厂里专门给我们搭建了学习的平台。我初中二年级就当了知青，要拿到大专文凭，难度可想而知。但在宝钢，“学习创新”从来不是口号，而是“逼”出来的生存本领--设备在更新、技术在迭代，不跟着跑，就会被淘汰。我硬着头皮报了名，白天上班，晚上忙好家务后再挤出时间学习，终于在四十多岁的“高龄”，“啃”下了大专文凭的“硬骨头”。

宝钢人的字典里没有“退缩”二字

1990年3月，当“三声铃响，必有应答”的规定摆在面前时，我真想撂挑子。话务班二十几个人三班倒，要应对4500门程控电话、冶金部专线、长途呼叫、会议电话……几乎宝钢总厂全部电话的进出都要通过我们来转接。每天耳、眼、嘴、手并用，忙得不可开交，居然要求十秒内必须接起电话，超时一次就要扣整个部门三分之一的奖金。我跟当时的部长抱怨：“压力太大了，这活我们干不了！”

但抱怨归抱怨，宝钢人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退缩”二字。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拼了命也要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好。我们在总机室墙上挂起正计时牌，三声铃响，恰好是10秒钟。有一次，电话一接通，对方就说要找主任。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惊，没出什么差错啊，怎么会引来投诉啊？后来才知道，打电话来的是位华裔，他对我们“三声铃响”的规定，不太相信。所以回国后，飞机一落地，就在机场打了个电话过来验证，果真，铃声一响，马上就有人应答“您好！宝钢，请讲”。他深有感触，专门找到宝钢表扬了我们。

2000年初，随着设备的更新换代以及国内通讯业务的不断发展，话务班成了历史名词，姐妹们也陆续转岗到其他部门。但3500多个日夜的坚守，让“三声铃响，必有应答”成了我们魂牵梦绕的牵绊，更成为宝钢人“严格苛求”工作态度的代名词。

做宝钢人，要为宝钢争气

话务班二十多个姐妹，来自天南地北，经历不同，脾气和想法也各有差异。领导看我是个北方人，性格直爽、做事稳重，就让我当了班长。我琢磨着，要把工作做好，就得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话务班是宝钢的对外“窗口”，外面电话接进来，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成效都代表着宝钢的形象，决不能让一个人掉链子。当时，面对外宾也要执行“三声铃响，必有应答”，必须要用外语流利正确地应答。一个人好办，可是二十多个话务员整齐划一地达到标准，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跟部长商量，搞起了“结对子”，让当时技校毕业、外语基础好的年轻话务员，帮我们这些年纪大的过“语言关”。

当然，我们这些老话务员也心疼年轻人。当时她们的孩子小，我们就主动多值夜班和双休日，让她们能腾出更多时间照顾家里。那些年，过年过节我基本都在单位里上班，特别是年三十儿，总想着家里困难或者有小孩的同事，让她们回家过个团圆年。老伴儿曾跟我“抱怨”：“自从你上了班，就没跟你吃过一顿年夜饭。”

有时候，也会遇上心急的用户，难免被误解，有的姐妹甚至被气哭了。但我还是会耐心地跟用户解释，并从自身找问题，不断调整我们接电话的语气语调，直到每个人都能说出最妥帖的表达。

今年是宝钢投产40周年，我也75岁啦，刚来宝钢报到的那一幕还时常在眼前浮现。是什么让宝钢从无到有，越来越强？是什么印证了小平同志的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宝钢人”一股子较真的劲、一股不服输的气。这就是我们的宝钢魂，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