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强

好久没有看郎教授的书了，这次去诚品书店时正巧看见这本刚出版的小册子，欣然买回趁热阅读。本书一共142页64千字，所以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书中的主要内容是由电视节目《郎咸平说》整理而来，讲述了中华文化下的四大商帮故事，即：晋商、徽商、浙商、粤商，他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四大商帮的兴衰历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这段历史的大门。

书中介绍这四大商帮的发迹史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归纳来说大多是得益于当时政府的特殊政策，在由需求形成的新兴市场上，商帮们吃苦耐劳地赚取第一桶金，由此起步逐渐壮大。晋商的起步源自于明朝政府面临的北方边境防卫压力，为了鼓励大家向边远地区的驻军运粮，明朝政府采取了著名的盐引制度。得益于这种用巨大差额利润来激励商人们主动向边关运粮的模式，晋商以过人的眼光充分利用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抓住了机会，终于得以崛起。随着历史进程，之后又出现了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新型商业模式，这些故事在近些年的影视作品中多有体现。徽商的发展与晋商相似之处，起初都是为了生存，从贫困山区中难以获取足够维持生计的资源，只能努力去做“徽骆驼”以增加获取外部资源。吃苦耐劳，勤奋努力，求生存，谋发展，这些多么的相似。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商帮的发家致富都是源于盐引制度这项特殊的国家政策。徽商最辉煌时，接待乾隆帝六下江南的费用大多是由著名微商江春承担，徽商们还建造了6000多间巨大的祠堂强化宗族意识。而浙商中的湖商因为蚕丝而发迹，他们占据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苏湖熟，天下足”，所以发家致富的经历相比之下没有那么的艰苦。可是同为浙商的宁波帮就要艰苦得多，他们同样因地少人多难以维持生计，为了求生存而从商，从最小的生意开始做起，逐步做大做强。其中不乏无依无傍我自强的人物，比如经典电视剧《大宅门》的故事原型，正是源自浙商移居北京后创立的同仁堂。至于粤商中的广州帮，机缘巧合地因为政府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而崛起，其中广州十三行如雷贯耳。潮汕帮为了生存发展突破地理局限而经商，通过数代人的努力拼搏建立起最大的海外华人商业群体。这四大商帮都是抓住了历史机遇，满足了特定的市场需求，从商业活动中获取巨额利润成功崛起，也为世人留下了无数的商业案例与精彩故事。

100多年前的山西民间谚语说：“有儿开商店，胜过做知县”。正是在这种理念之下导致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下降，读书成了一件并不值得鼓励的事。郎咸平在书中举例，整个清朝期间山西只出过17位进士，连1个状元都没有。虽然他们具有类似信托责任这种超前经商理念，却也难免因为政府的政策调整、时局动荡等影响而崩溃。徽商在发家之后的奢侈程度可与皇家相媲美，虽然他们崇尚读书被称为儒商，在清朝出了19名状元，却最终因为商业资本没能有效转化为当时更有发展的产业资本，当政权发生更替后走向了衰败。浙商中的湖商虽然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却不思进取，目光短视，当洋人们将工业化的人造丝大量投入市场之后，彻底丧失比较优势，被市场淘汰。思维僵化、缺乏创新意识，就必然难以长久的保持自己原先的优势。广州十三行难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只是因为清朝政府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转型机遇期，丧失再次崛起的基础。好在，还有宁波帮、潮汕帮，以天下无双的商业信用、勤奋持久的努力奋斗、善于经营的商业才能，以及与时俱进的创造力，开放的心态与稳健的作风，至今依然活跃繁荣。

阅罢此书，发现郎咸平的风格一如既往的尖锐、犀利。对于他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但他的作品能引发讨论与思考，能够在太平盛世中敲响警钟，避免因为取得一些成绩而自大。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可以迸发出璀璨的思想火花。不妨让我们也听一下不同的声音，换个角度重新审视问题。

中国四大商帮为我国的商业文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丰富了独特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商业文化史。对于这些商帮的历史，无论功过成败，我们都应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了解这些商业文化历史，也为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作有益的参考。中国的商业文化并不比西方的弱。在当今，我们应该去主动了解这些商业文化，因为这也是构成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部分。（作者单位：宝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