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生

因为凶险的疫情，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武汉。说起来，武汉也是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城市。

幼年时，读书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每天早晨，我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肩挎书包的姐姐欢快地上学去；每天下午，我都缠着刚下班的妈妈，要认报纸上的字；每天晚上，爸爸都教我心算，从几十几百加到几千。姐姐的课本，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六岁时，爸爸带我到小学去报名，可负责报名的老师怎么都不同意入学，理由是我还不到当时七周岁的入学年龄。校长很有魄力地召集语文和数学老师，当众测试我。最后的结论是，我已经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这才破例让我进了小学。二年级结束，我当上了三好学生，还提前加入了少年先锋队。

到了小学五年级，语文老师把我吸引住了。每堂课上，他仅用一半时间，就把课文精辟地讲完了。余下的时间，就给我们讲故事，从罗蒙诺索夫、爱迪生到李白、杜甫，他无所不晓。我真惊讶，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让我肃然起敬的人，知识的海洋竟然如此深厚广阔。从此，我大量地阅读课外书籍，甚至似懂非懂地看起了《三国演义》。这位老师除了知识渊博，泳技也很棒。有一次我们一帮同学跑到长江里游泳，不知谁告密，被他全部抓回来。这时大雨倾盆，我们被关在教室里训话，还说要给我们处分，我们都要吓死了。结果直到毕业了，也不知道这个处分在哪里。

小学六年级时，我当上了少先队大队学习委员。全校少先队员举行庆典时，大队旗手举旗，我神气地走在鼓号队前面。谁知同是小学生的弟弟回来告诉我，当时我的脸上有一大团墨迹，难怪我一路走，小朋友们一路笑。

1965年，我上了初中一年级。我们的音乐老师年轻漂亮，教了我们好多首歌。50多年了，有首歌到现在还不忘，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也许是旋律太优美，让我们过耳不忘。那时我有一个美丽的梦，就是做一名天文学家，探索宇宙之谜。1967年，我迷上了文学书籍，从早晨看到晚上。当我贪婪地读着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莫迫桑、高尔基的作品时，仿佛觉得这些大师就在我面前坐着，用金子一般的思想引导我。后来，我们举家搬迁到了攀枝花，从此离开了承载着我儿时梦想的武汉。

我相信，武汉人民一定能战胜疫情，武汉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