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打下第一根钢管桩

打开国门才发现，发达国家已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中国钢铁业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钢铁产品数量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品种、质量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一些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钢铁产品长期依赖进口。

为追赶世界发展的脚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新发展对基础材料工业的需求，同时解决上海地方钢铁工业长期缺铁的问题，1977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举全国之力，在上海建设一座大型现代化钢铁厂。12月5日，上海新建钢铁厂工程指挥部成立。12月底，新建钢铁厂名称确定为“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简称“宝钢”）。

1978年8月1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批准宝钢工程正式立项，总投资301.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47.8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这是当年我国签约引进的22个成套设备项目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项，也是共和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技术最新的一个工业项目。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访日本。访日期间，他参观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企业———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君津厂。这家钢铁厂的产量相当于当时中国钢铁企业总产量的一半。当看到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钢铁生产线后，邓小平深感中日钢铁企业落差之巨，感受到改革开放的迫切性。他对陪同参观的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说：“就照这个样子，给中国建一个钢厂。”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宝钢工程在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宝山打下第一根桩。工地上到处洋溢着“抢建宝钢，为国争光”的气氛。

这是我国钢铁工业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宝钢一期工程主要设备和技术从日本和联邦德国引进，设计年产管坯60万吨、板坯90万吨、方坯122万吨、140毫米连续轧管机及相应的钢管精整系统，年产无缝钢管50万吨，其中油井管21.3万吨。除了设备和技术，宝钢还全套引进了新日铁的管理制度。

正当6万宝钢建设者日夜酣战工地的时候，“文革”造成的恶果日益显现，国家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的困难日趋严重。1979年五六月间，社会各界对1978年引进的一批大项目提出了种种质疑，宝钢工程首当其冲，包括“为什么要建宝钢？宝钢的投资是不是‘无底洞’”等等。

为此，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三次亲临宝钢视察，顶住各种非议，坚持“勇往直前”“干到底”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对宝钢建设问题作了半个多月的调研，听取各方专家、干部意见，最后提出了关于宝钢问题的8条重要意见，包括“这个工程要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等。同年7月，邓小平在与上海市领导谈话时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9月，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1980年夏，烈日炙烤着宝钢工地。“钢管桩出现水平位移!”这个消息像炸开的一颗定时炸弹，震波遍及工地，宝钢人愣住了。震波传进了中南海，一位领导批示宝钢工程指挥部:“要谨慎，谨慎，再谨慎！”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误传成“宝钢要滑到长江里了……”

位移是否因为桩基深度不够？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总工程师王铁梦已经跟踪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认为没问题。总指挥叶志强找来十多位专家、顾问。大家将有关资料迅速综合、概括和提炼，分别指出：“大面积土建位移属于正常情况”“日本新建钢厂也出现过位移”“宝钢位移量并未超过上限”“上海几乎2/3的工程发生过桩基位移”“桩基深度符合国际规范”……详实的材料、透彻的分析，让人宽慰不少。

然而，一旁年逾古稀的同济大学名誉校长、上海市政协主席、宝钢首席顾问李国豪一言不发，陷入沉思。他明白：这些意见都没错，但此时最需要一个理想的处理方案和权威意见。

李国豪知道，新日铁听说宝钢发生桩基移位后，立即派出专家提供了一整套处理方案。然而，那种传统的地基处理方案，宝钢适应吗？上海的专家更熟悉上海的土地啊！

“首先，要用力学理论来证明桩基移位是软土地基常有的现象！”是夜，李国豪伏案灯下，奋笔疾书。夜深了，一张张白纸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道道算式、一幅幅草图。这位享誉国内外的老科学家在没有现代计算器具的情况下，用圆珠笔列出各种微分方程式。凌晨3时许，一份周密详实的力学计算报告完稿，另外，还附了数份曲线图表和6000余字的论证报告。

次日一早，宝山宾馆会议厅，面对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各路专家，李国豪用粉笔当场列出方程式演算，写了足足两小时。结论是：“只要采取相应措施，位移即可纠正。请党中央、国务院放心！” （未完待续）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