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上钢三厂鸟瞰

▲建设初期的宝钢厂区地貌

▲宝钢工程施工现场

许言（1917-1998），吉林长春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后任本溪煤铁公司经理、本溪市委第二书记、代书记，本钢代经理，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冶金部钢铁司司长等职，是上海市冶金局首任局长兼党委书记、宝钢工程指挥部首任指挥。在主持上海市冶金局工作期间，先后建立起上钢五厂、上海矽钢片厂等6家钢铁厂和铁合金、碳素制品等两个辅助材料厂，扩建上钢一厂、上钢三厂等10家钢铁厂和2家耐火材料厂。1960年，担任中央部署的代号为“真空阀门”绝密攻关项目组长，完成我国同位素分离膜的试制生产任务。在宝钢建设初期，他身居现场，不辞辛劳，精心筹划，为宝钢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重振本溪煤铁公司立志钢铁强国

1948年，沈阳和本溪解放，许言像一匹就要奔腾的骏马，无比兴奋。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许言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1949年，许言作为东北行政委员会接收人员之一，怀揣梦想前往本溪煤铁公司。

本溪煤铁公司始建于1905年，1953年国有化为本溪钢铁公司，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钢铁企业之一。

许言走进本溪煤铁公司，看到的是一座千疮百孔、一片狼藉的工厂。工人所剩无几且生活困苦，生产工具大量流失，设备、厂房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仅有的两座高炉被炸毁，炉内的铁水冻成了两个大铁坨子。日本人逃离时曾放言：“高炉想再出铁是白日做梦。”

此时的本溪被党中央列为直辖市，并指示要集中一切力量，用最短时间恢复生产。面对这个烂摊子，一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团长、营长们，虽然对工业生产一窍不通，却有着必胜的信心，他们一定要在钢铁生产这个战场与日本侵略者一决高低。许言和各级干部挨家挨户地动员工人回厂，大胆地使用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智慧，发挥老工人的作用。许言和同志们一边学习大工业生产和管理知识，一边日以继夜地攻克一道道难关，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194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本溪煤铁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许言和他的战友们打赢了钢铁战场上的第一仗。

1953年，许言调任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主抓全国的钢铁生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言负责冶金工业管理的基本建设和企业干部的培训工作。为了能更好地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他们到苏联、捷克等国家考察，提出了要加强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和建立冶金工业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回国后，通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全国钢铁企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企业管理制度，使冶金工业管理迅速走上了正轨，为冶金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7年，许言调任冶金部钢铁司司长。通过系统地学习钢铁冶金的基础理论和大量的工作实践，他已经成为一名冶金管理专家。

建钢铁产品“百货公司”布局上海钢铁工业

1957年8月，冶金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建设安排（草案）》中，作出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部署，而上海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规划。

1958年年初，冶金部领导找许言谈话，对他的工作进行调整。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到四川任副省长，主抓工业生产；一是到新成立的上海冶金局任局长。此时上海的年钢产量只有49万吨，与党中央要求达到150万吨的目标相去甚远，更为严峻的是上海没有矿山资源，长期被缺铁困扰，生产设备配套不合理，钢铁工业基础并不牢固。但是心系钢铁工业的许言很快作了决定。他雄心勃勃地说：“不当省长当局长，去上海。上海工业基础好，科研力量雄厚，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一个门类齐全、强大的工业基地。”

1958年3月，许言出任上海冶金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在全行业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背景下，国家重点建设规划外的上海钢铁行业亦奋起自强。一上任，许言就指出，要排除主客观条件限制，解决生产设备能力的平衡。1958年至1960年间，上海钢铁行业新建扩建工程达50多个，除新建年产20万吨合金钢的上钢五厂外，上钢一厂新建一个年产22万吨铁水、有两座255立方米高炉的车间，两个年产40万吨钢的侧吹转炉车间，年产8万吨的无缝钢管车间和开坯车间，上钢三厂新建第二转炉车间、热轧中板车间、开坯车间和折叠式热轧薄板车间，上钢二厂新建一个制作钢丝绳的金属制品车间等，初步改变了上海钢铁残缺不全的局面。

由于受资源的限制，上海钢铁的产量和国内其他地区钢厂相比还很低，如何让上海的钢铁工业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许言和大家商量，上海钢铁工业从起步就紧贴市场需求，虽然产量不高，却是国内钢铁行业中门类品种最齐全的。上海钢铁工业的发展一定要扬长避短，向高、精、尖产品方向发展。在1959年初的一次人代会上，许言把上海冶金工业建成多品种的“百货公司”的设想提了出来。他提出，上海的钢铁企业应该是国家需要什么就能生产什么。这成为此后上海冶金工业的一个战略性的发展方向。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第一次大调整，大批基建项目下马，许言要求冶金行业“保留种子”渡过难关。在他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一些事关军工新材料的关键车间和改造工程得以续建配套，为日后发展国防尖端工业所需的新材料创造了条件，在他任职期间，上海冶金行业形成了215万吨钢和180多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板、管、丝、带，中小型材品种较全的钢铁工业基地。

1960年7月，许言调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华东局科委副主任。冶金工业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给冶金系统立项出题，协调科研攻关，特别是对当时国家急需和紧缺的金属，如镍、铬、钛、钴和稀土元素的冶炼提纯，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取得了很多成果。1960年初，中国核工业急需一种重要元件--同位素分离膜，周恩来总理指示让上海进行科研攻关，许言亲任攻关领导小组组长。在他组织指挥下，上海冶金局建立了一家专业工厂。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首批甲种分离膜的研制任务并投入批量生产，为中国自行生产核燃料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设现代化宝钢圆钢铁强国梦

多年钢铁行业的工作经历，让许言对钢铁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常说：“钢铁是基础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半个中国的时候，就因为他们有700万吨钢的产量，他们用这些钢制成了机枪大炮。国家的强大，需要钢铁工业支撑。”

1977年年底，已届花甲之年的许言获悉领导希望他负责宝钢工程，搞了一辈子钢铁的他激情焕发，他知道这是自己实现钢铁强国梦的最好时机。1978年2月，宝钢工程指挥部成立，许言任指挥兼党委书记。建设初期的宝钢，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许言毫不在意，他第一个卷起铺盖来到丁家桥，吃住在办公室。他的夫人怕他因为工作忙不能按时吃饭，每次回家都给他准备一袋炒米粉加花生米。可许言忙起来经常忘记吃，于是花生米常常发霉，只好扔掉。许言安慰夫人：“我身体好，一两顿不吃也没关系。”

宝钢工程开工后，几万施工大军汇聚施工现场，日以继夜、争分夺秒。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许言每天都会到工地去看一看，和施工人员交谈，询问有关情况，掌握工程进度，发现问题及时召集有关部门协调解决。许言不太相信报表，口袋里常装着计算尺，随时随地拿出来计算。他说，宝钢是“质量第一，不留后患”“一定要按照设计要求施工”。由于经常在泥泞的工地行走，许言的脚因长时间潮湿后发炎，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引发其他病症。他人在医院，心却在工地。住进医院没几天，就溜回了工地。如果白天开会他不能去，晚上也要从病床上爬起来去看看。

宝钢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得到了全国上下的关注，也招来了各种非议。作为总指挥的许言一方面要关注工程进展，一方面还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1978年3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上海市、冶金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规模拟定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建设拟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建设4000立方米高炉1座，300吨转炉2座，带连轧机的开坯机和140毫米无缝钢管轧机各1套；第二步，增加第二座4000立方米高炉、第三座300吨转炉、连续铸锭机和一米七热连续轧板机；第三步，建设一米七冷连续轧板机。

在规划宝钢工程平面图的时候，指挥部接到冶金部的通知，告知中央决定宝钢建设不考虑第三步，不扩大规模。可是在这之前，包括宝钢工程总设计师黄锦发在内的设计人员，对宝钢要不要有第三步建设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多数人认为宝钢建设年产钢1000万吨的规模最合理，建设成本最低，经济效益最好。

冶金部的通知，把宝钢建设留不留余地这个问题提到台面上来了。如果不留余地，将来厂内扩建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厂外另建一个钢铁厂。这样，建设成本和生产成本要大幅增加，宝钢的生产效益要受到很大影响。

许言态度很坚决，宝钢进行三期建设最合理，如果现在不作出规划的话，将来无法进行。有的同志提出建议，既然是合理的，就应该向党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修改决定。但是时间不允许，千军万马都等着这个设计方案，如果再打个报告上去，不可能很快改变这个决定，宝钢工程建设又不能拖，怎么办？

“矛盾摆在面前，我是一把手，应该由我来决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这个决定，要冒很大政治风险。从个人立场出发，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个人安全，很好解决，就按党中央决定办，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但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那就是不同的结果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许言最终在设计图纸上郑重地签了字。

宝钢的建成投产，圆了许言的钢铁强国梦想。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在祖国的钢铁战线上书写了灿烂的人生华章。 （素材：宝武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