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是工厂的‘老天爷’。”

--王贵英（1917年-1994年），多次创造全国炼钢新纪录，被誉为“炼钢能手”，首创“双包出钢”和“快速炼钢法”，新中国最早一批全国劳模。退休前为太原钢铁公司工会主席。

1950年，特等劳模王贵英在市劳模大会上荣获特等奖，奖励一辆自行车

1952年，王贵英在电炉炼钢部指导生产

他来自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斗争、抵抗反动政府；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劳模，在全国最早开展“班组劳动竞赛”。

斗争序曲

1944年，在日据太原铁厂当炼钢工的王贵英和工友们住着简陋的工棚，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遭受日本工头的毒打。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在当地活动的晋绥边区地下工作者，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屈辱的经历激发起他的革命意志，埋下了勇于斗争的种子。他把太原北门外的交通、工厂分布、敌人驻兵和碉堡位置等绘成地图，秘密协助城工部开展斗争。

抗战后期，他发动和带领工人逃离工厂，让日据太原铁厂陷入半停产状态。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返回炼钢厂，继续开展针对阎锡山军政府的斗争。

1948年，他被阎锡山的特警逮捕，在长达80多天的羁押期间，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始终不吐半个字。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后，他利用炉前工的身份，针对工人工资待遇低的状况，提出“不发三斤小米不出钢”的口号，策动罢工，为工人吃饱饭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西北炼钢厂形成了一个白色恐怖下的红色堡垒。

1949年4月20日，西北炼钢厂获得解放。当时，王贵英在炼钢部平炉丙班当班长，他和工友们共同努力，仅用一个月就恢复了生产。

王贵英在工人中是有威望的，工友们都知道他是个“老革命”。他的号召力是带领工人开展对敌斗争建立起来的，工友们都佩服他，说他是大家的主心骨。

劳动者之歌

早在1949年11月，王贵英在太原钢铁厂“创造新纪录运动”中，就率先向兄弟班组提出“友谊的挑战”，他把这种挑战叫做“班组劳动竞赛”。他是新中国第一个提出“劳动竞赛”的工人，这件事被刊登在1950年9月20日的《太原工人》报上。这一石破天惊的提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之后的几十年里，全国各地形式多样的“劳动竞赛”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1950年，王贵英首创“双包出钢”和“快速炼钢法”，极大缩短了炼钢时间，提高了炼钢质量，使钢产量比日据时期提高了三倍多，比西北炼钢厂时期提高了五倍多。一起奋战在炉前的工友们被王贵英精湛的炼钢技术所折服，称赞说：“平炉就怕王贵英。”

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荣誉，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

1950年9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太原钢铁厂炼钢能手王贵英》的文章，记述了王贵英一次次创造出钢纪录的故事。也就在这个月，王贵英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51年初，王贵英学习苏联专家先进经验，带领工友战胜各种困难，在一周内连续8次创造新纪录，使太钢平炉炼钢时间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被国内外同行称为“新中国蒸蒸日上的一项标志”。

王贵英曾对工友说：“机器就是武器，工厂就是战场。多炼一吨钢，就是增强一分国防力量。”支援抗美援朝期间，王贵英积极组织捐款捐物、努力生产，最终与全体太钢职工和家属共同捐献了一架“太钢号”战斗机。

1951年秋，王贵英被任命为炼钢部副主任，从工人转变为钢铁厂的干部，还兼任炼钢技师和工程师，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眼界也更加开阔。1953年，他以中国炼钢能手的身份受邀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并在莫斯科参观访问。1954年，王贵英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又连续当选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5月，王贵英代表太钢参加了全国劳模座谈会，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王贵英经常感叹：“旧社会让工人当牛做马，新中国让工人当家作主！”

爱的乐章

1956年，王贵英当选为太钢工会主席、党委常委。当惯了工人的他不愿意大家叫他“主席”或者“领导”，要么叫名字，要么叫“老伙计”“老师傅”。

王贵英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上下班坚决不用公车；下基层坚决不提前打招呼；坚持每天到各分厂、车间走走。他说：“坐上车屁股一冒烟，工人们远远看见就跑了，和你有距离了，有啥贴心话也不和你说了。”

他把职工当成亲人，只要职工有困难，他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给予解决。

有一年除夕前一天，一位女同志找到工会，不说话，只是抹眼泪。王贵英得知女同志的爱人是太钢职工，因工伤牺牲了，还留下一个孩子，生活特别困难。他二话没说，按当时工会的最高标准给了60元救济。他说：“为太钢牺牲的功臣，老婆娃娃都是咱太钢的人。”

王贵英家里，总有一间空着的卧室，时不时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来自太钢不同分厂、车间、工种。只要有困难，王贵英就把他们领回家，先安排吃住，再解决他们的诉求。这应该是太钢最早的“民主接待”。

王贵英来自工人，也更关心工人，他经常说：“工人是工厂的‘老天爷’。”他多次向山西省委相关部门提出职工劳动保护、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改善建议。1982年，为推动解决高频设备对职工危害的问题，他多方奔走，像战争年代一样冲在最前面。

太钢集团为一批老干部盖了小洋楼，只有他不搬。他说，工人在哪儿他在哪儿。太钢盖起体育场，从王贵英家去体育场要绕很大一圈路。公司提议给他架一座简易桥，他说不用，工人走哪儿他走哪儿。如今，老工人们提到他，都会不禁感慨他是一位心里只有工人没有自己的好主席。

他从工人团队中来，更明白工人的不易，也当心存感恩回馈更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