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县人民法院尹昭君

近年来，我国面临的新型网络犯罪形势严峻。然而，我国刑事法律在应对新型网络犯罪时仍面临诸多挑战，使得刑事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存在碎片化回应的特点，必须构建新型网络犯罪刑事法治的体系化框架。

一是以新型网络犯罪的发生机制和法律属性为基础，构建系统化的新型网络犯罪刑法体系。针对我国惩治新型网络犯罪存在犯罪对象含义模糊、依法认定罪量困难等问题，一方面，要在总则层面对认定新型网络犯罪提供必要指导，明晰涉及新型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在分则层面构建新型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适当整合现行罪刑体系，根据实践的需要设定罪名，并根据新型网络犯罪所表现出的手段行为特征对不同的罪名进行调整，形成完备的新型网络犯罪刑罚体系，实现对新型网络犯罪利益链条惩治的罪刑均衡。

二是以新型网络犯罪的现实特征和办案需求为前提，优化现行的新型网络犯罪程序法制度。针对新型网络犯罪行为空间的不易确定、线上与线下空间分化的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厘清新型网络犯罪的管辖规则，改变过去限制管辖的调整模式，适度对网络犯罪进行扩大管辖，从过去的各管一段转为全流程管辖，允许并案管辖，进而为全链条查明案件事实提供可能。另一方面，要建立新型网络犯罪案件的初查制度，并完善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的规则，推进电子数据取证及审查合法化、规范化。

三是以新型网络犯罪的证据特点和证明方式为导向，针对性地调整新型网络犯罪证据规则。针对现行的印证证明模式难以适应治理新型网络犯罪的要求，既往的证明标准在新型网络犯罪面前表现出不适应的问题，一方面，确立新型网络犯罪的证据法原则，明确主观明知推定规则的适用规则，对于长距离利益链条的案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妥当设置主观明知推定规则的适用。另一方面，调整针对新型网络犯罪的证明规则，确定承载于复杂客体的电子数据等证据的证明规则，充分考虑网络犯罪取证往往获取的是碎片化事实的情况，允许对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予以突破，尤其在涉众性案件中可采取综合认定、整体认定的证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