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潘凯雄和我一起步入文坛,不仅一起编报刊,而且一起写文章,我对他太熟悉不过了。他有一种职业的热情,能够敏锐地发现文学现场的新动向和新现象;他阅读作品,总是能抓住要点,加以阐发;他的发言思路清晰,逻辑力强,不由得你不信服。这一切仿佛在说明,他就是当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料!那时候,我们俩一起合作写文章,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后来他离开了文学现场,但很快又回归文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负责人。尽管回归了文学,但他必须把全部精力放在出版业务上,无暇去进行文学批评的写作。凭我对他的了解,文学批评绝不会从他内心完全拂去,文学批评犹如潜伏在他身体内的一头睡狮,迟早会要醒来发威的。果然,这几年他的批评文章接连不断地在报刊上亮相了。
《直言》是继几年前的《坦率》之后潘凯雄出版的又一本文学批评集。这两本书收录了作者一百余篇批评文章,是他近几年来重拾文学批评的成果。我从这两本书中首先感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真诚。那时,潘凯雄和我步入文坛都带着一些懵懂,更带着一腔青春的热望,把自己的文学批评写作看成很崇高的事情。这似乎也是当时普遍的风气,那时候的文学批评有一些毛糙,缺一些修饰,但丝毫不会影响到它担当起在思想解放和复兴文学大潮中应有的责任。后来的文学批评变得更加精致、学理化、技术化,但也逐渐少了一些真诚,少了与文学现场的亲密接触。读潘凯雄的批评集不由得回想起四十多年来当代文学批评所发生的变化,便发现他仍是四十多年前的那位热血澎湃的青年,仍是那样在写作中满怀真诚,确如他的书名所示,他是以坦率直言的方式来进行文学批评写作的。
潘凯雄所说的“直言”内涵很丰富。这既体现了一名文学批评家所秉持的公正立场,也是为了担当起文学批评家捍卫文学的职责。在他的心目中,直言必须是真诚之言。所谓真诚,就是对作家的一种尊重,因为尊重,他的直言里透出友善,没有丝毫的指责、嘲讽或轻蔑。从直言中我也看到潘凯雄对批评家身份的修正。过去我们习惯于将批评家视为文学的“法官”,由他们决定对文学作品好坏的裁判,尽管这一观点已经过时了,但现在仍有批评家无意识中以“法官”的身份对待文学批评的写作,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干脆放弃了文学批评中应有的价值判断。潘凯雄和我当年进行文学批评时,在“挥斥方遒”的痛快中多少也带有一些“法官”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在潘凯雄如今的批评集里荡然无存。他以对话者和观察者的身份进入文学批评写作,因此他的直言既意味着他丝毫不遮掩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同时也饱含着对作者的期待,当他言及作品的不足时,有一种替作者的惋惜和遗憾。直言同时也是直接面对文本的发言,用潘凯雄本人的话说,就是要“立足文本就作品说作品、就现象说现象”。在这方面,潘凯雄充分显示出他细读文本的功夫。细读文本,这应该是文学批评之本,有时候衡量一篇文学批评的分量,往往就在是不是细读文本上见分晓。
潘凯雄的写作是有备而来的。他在知识和理论上有着充分的准备,他的准备还包括平时的阅读积累和对文学现场的熟悉。这一切为他的文学批评构成一个坚实而又开阔的平台。因此他在评论一部文学作品时,从来不是孤立地谈这一部作品,而是将其置于宏阔的背景下加以比较和辨析———或者是从文学史的纵向角度,或者是从文学现场的横向角度,或者是从作者个人创作史的角度。比如他评论余华的《文城》,就是从余华写《活着》以来的叙述风格的变化,看到了余华在结构故事上的用心。由此他还提出了他关于故事性的见解。人们都肯定《文城》有一个好故事。但潘凯雄认为,小说中的“好故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好故事”,小说中的“好故事”更在于如何写,“它对文字功力有颇高的要求,不只是情节的设计,更在于对文字使用的功夫及味道”。又如他评论范稳的《太阳转身》,则是将其与一批以脱贫攻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认为《太阳转身》“是我看过的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中特别‘小说化’了的一部作品”。他指出这类长篇小说往往拘泥于就人说人、就事论事,“形成了某种新的‘圈套’”,而《太阳转身》则能将脱贫攻坚纳入更加广阔的社会、时代与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和书写,因此他称赞范稳的写作是成功的“破圈转身”。在对《野地灵光》的评论中,我能真切感受到潘凯雄密切参与文学现场的程度。这是李兰妮以自己身患抑郁症的经历为素材所写的第二部作品,当她患病后动下念头要以亲身经历来写作时,潘凯雄便认真听取她的想法,并提出有效的建议。在写作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与作者的交流与沟通。他肯定李兰妮这种写作实践的人文价值,认为这是一本“生命之书”,赞誉她的写作是“一种勇敢寻找光明与播撒芳香的努力”。
潘凯雄的文学批评还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因此他就能够从对一部作品的评论拓展开来,观照文学创作的整体,对一些文学创作的共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比如他在评论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时,就提出一个“主题性”创作如何与艺术个性相统一的问题。他认为唯有艺术个性更张扬,“主题性”才会更突出更鲜明。在评价《重卡雄风》这一类型化程度明显的网络文学作品时,潘凯雄发现作者在塑造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新型工人群像所作出的努力。在评论《劳动者的星辰》这本普通劳动者文学小组成员业余写作的散文合集时,他则由文学与生活的老命题出发,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由问题带出理论,以理论统领批评,这是潘凯雄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
潘凯雄的批评文字是质朴和明快的,他从不炫耀术语概念,也不故弄玄虚,因此他的文章平易近人,他的理论性和知识性埋伏在他的行文过程中。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只有在理论上和知识上做好了充分准备,才能写出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来。潘凯雄是有备而来的,我相信今后将会不断在文坛上听到他的坦率直言。
(据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