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丹山碧水丹霞地貌，是一块令人敬仰的红土地。在战争年代这块土地上，先贤们英勇奋斗，前仆后继，英烈辈出，“风展红旗如画”。后人永远铭记江禹烈、徐履峻、陈耿等英雄，更有众多三块青砖、一条竹片上系着红飘带的无名英烈……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全国革命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夷山市张山头无名烈士墓群、国家级纪念馆赤石暴动纪念园、列宁公园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闽北六烈士纪念亭前杜鹃花开怒放，花圈花篮齐整。武夷山市党政班子领导、党员干部、大中小院校师生代表和武警官兵纷纷前往缅怀英雄、祭扫英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烈士纪念碑、陵园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座崛起的红色文化高峰，让后人铭记先辈的功勋，感叹当今的安逸、幸福来之不易。

江禹烈：血洒“三·一八”

江禹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第一个崇安籍共产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共产党人以广州为中心，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工人运动较快发展，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蓬勃发展。秋天的北京形势大好，10月7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出《告工农、学生、军士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与段祺瑞政府勾结，召开关税会议，分裂反帝统一战线。中旬，党团还组织了多次要求关税自主、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游行。刚刚回到北京的江禹烈立即投入游行队伍，并加入了“学生军”及“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革命斗争一浪紧接一浪。

11月28日，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革命运动--“首都革命”。这天上午，江禹烈作为学生敢死队的成员和工人保卫队并肩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面。在神武门前开完示威大会后，李大钊同志率领队伍，秩序井然地向着执政府前进。示威的群众包围了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在段祺瑞的巢穴，险些抓住这个独夫国贼。江禹烈兴奋得彻夜不眠，他为民众的威力而激动万分，也为未能掌握武装达到推翻段棋瑞政府而深表遗憾。这一段时间里，他精力充沛，大力鼓吹革命。他在日记中，痛骂反动官僚，痛骂议员，痛骂政棍，痛骂洋鬼子，痛骂假礼教，痛骂污浊的旧中国社会。这年年底，他在北京工业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江禹烈也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北方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1至2月份，北京一连举行数次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扶植直、奉系军阀的示威大会，引起了日、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对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的仇视。这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奉系张作霖部队，日本帝国主义便公开出兵干预。3月12日，两艘日舰驶进大沽口，公然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亦开枪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48小时以内答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北京各界的强烈愤慨。江禹烈义愤填膺地告诉同学说：“帝国主义的‘哀的美顿书’（即最后通牒）又来逼命了，段祺瑞这个儿皇不敢得罪洋太上皇，国耻！国耻！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党和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立即在北京展开了。3月17日下午3时，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200余所学校、团体，共有代表400余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江禹烈连夜通知应到会的人及时赶去开会。18日上午10时，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5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正午12时，2000多名群众开始游行示威，江禹烈走在浩浩荡荡的群众里，与学友们互相鼓舞激励，还帮助带队的同志整理队形。示威群众到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党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示威游行。陈毅同志和北师大党支部书记黄道以及邵式平同志作为学生领袖，也率队来到执政府门前的大空坪上。面对着执政府，游行队伍分列成数十列。李大钊同志偕王荷波同志紧靠大门左边石狮子左侧，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当时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员书记乐天宇带领西部各团体队伍站在第二列的最前面。作为北工大党支部书记的江禹烈则带领该校队伍站在第三列最前面。如临大敌的执政府卫队荷枪实弹，虎视眈眈。当游行代表正在商量下步对策时，段祺瑞竟然纵容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接着，手持木棍、马刀的卫兵又凶狠地冲杀过来。江禹烈首当其冲，口、腹部中弹，扑倒在地，鲜血淋漓。但他完全置生死于度外，当学校同学要扶他起来时，他忍痛挣扎着回答：“不要紧，你们快跑，枪弹密得很！”话刚讲完，追打砍杀的卫队强盗又践踏而过，江禹烈的肠子和肾脏暴露在身外，惨不忍睹。当用人力车运往协和医院后，他双眼圆睁，仍然痛骂卖国贼亡国奴不已，直到当晚9时含恨去世，年仅28岁。这次被称为“3·18”惨案的死亡烈士共47人（其中不知名的两人）。北京工业大学的建瓯籍学生刘葆彝（序五）、四川籍学生陈燮（调元）同时殉难。

“3·18”惨案的第二天，北京各校停课。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师生于上午9时召开了500余人的紧急会议，决定组织“3·18惨案”善后委员会，议决了对江禹烈等三烈士进行厚殓以及惩凶、抚恤、建碑、罢课等项事宜。3月28日，学校为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三烈士的灵柩上覆盖着五色国旗。同学们抚棺痛泣，悲愤交加。4月1日，“建属六邑同学会”在北京建宁会馆再次举行江、刘两位闽北籍烈士的追悼会。闽省旅京学生会的会刊《闽灯》于4月份出版了纪念专号，发表了《为三月十八日北京大屠杀事告福建民众书》，号召“闽人速起而救福建”。

江禹烈精神不死。他影响了家乡崇安一代爱国的有志之士。这5年间，江禹烈、刘葆彝生前好友衷至纯、吴文林以及长辈潘谷公、潘祖武等人护送烈士巨幅遗像，并携带烈士遗物、血衣等经福州分别到达崇安、建瓯。在福州，闽北旅省同学会为两位英烈开了追悼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潘谷公的夫人郑心如率子女献给两烈士副挽联：“为国牺牲心可碎，前仆后继志益坚。”崇安各界人士于6月份在县立高等小学为江禹烈隆重召开追悼大会，并举行了展示血衣的游行。江禹烈烈士的妻子手牵幼女，怀抱尚在襁褓之中的男婴，恸哭几至昏迷，路人无不掩面挥泪。随后，江禹烈的亲友在清献镇大岭头的高等小学的校门前建造江禹烈烈士的衣冠冢，并树碑纪念。

徐履峻：中共崇安特支创建人、打响上梅暴动第一枪者

1926年10月下旬，中共党员徐履峻从福州回到崇安，在崇安县农民协会工作，他开始投入到启发、宣传、组织农民群众的工作中去。徐履峻在枫坡乡认同宗，攀亲认戚，酝酿组织枫坡乡农民协会。他每月在大埠头与枫坡间往返一趟，无论是在乡亲的堂屋，夜校的课堂，还是在田头地尾，都随时可见徐履峻与农民亲切相处，倾心交谈。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27年农历正月，徐履峻组织的首个区、乡级农民协会--枫坡乡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农友们兴高采烈地在徐氏祠堂门口立杆挂旗。这年农历五月五，枫坡乡农会组织盛大的集会游行。“打倒反动民团！”“打倒豪绅地主！”的革命口号响彻田野。这个被封建剥削阶级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大众终于从内心喊出了要革命、要造反的最强音。数月的奔波辛劳总算出了成果，徐履峻内心有一股甜丝丝的感觉。崇高的信仰支撑着徐履峻，他不分昼夜奔走于星村、吴屯、程墩、五夫、上梅、下梅等区、乡，创办夜校，组织农会。农民运动的高涨，为崇安地方建党工作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1927年7月下旬，经过紧张而严密的准备工作，在武夷乡大埠头徐厝，徐履峻主持召开了全县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徐履峻被选为特支书记。徐履峻还派出农会骨干，护送陈昭礼、潘超人至建瓯，在建瓯建立了以陈昭礼为书记的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直属党中央领导。

1928年4月，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昭礼秘密巡视崇安。他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在闽南、闽北布置一个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的指示，还介绍了各地起义的情况，要求闽北党加快步伐，组织农民暴动，以配合闽西及全国的斗争。在县委的领导下，暴动工作很快在各地开展起来。

9月28日，震撼闽北的上梅暴动爆发了。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日，上梅乡墟日。上午9时，农民赶墟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只听“嘭”一声枪声，暴动总指挥、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率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民众队员，冲进驻上梅的日本买办牛焕书的松木厂办事处，捣毁了办事处，缴获手枪一支，逮捕了松木厂经理陈光盛，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10月1日，中共崇安县委在上梅召开暴动大会，携带武器的各乡民众会代表与附近各村民众会会员4000余人到会。徐履峻总指挥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暴动纲领，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反动联首，地保制度，实行平田废债。”会上还宣布成立崇安县民众局，为暴动最高权力机构。会后，徐履峻率民众队员500余人，焚毁了收缴来的地契、债单，并砸开崇安大土豪朱、万两家在上梅的粮仓，将粮食分给贫困农户。几天后，崇安县委又在上梅召开减租大会，“到会上千人，当场通过减租二成，同时拘捕豪绅十余人，枪决一人，豪绅非常恐慌，纷纷迁往他县。”

上梅暴动，威震闽北四方，波及崇、浦各地508个村庄。农民暴动所涉区域几乎包括崇安县版图县城以东全部地域，延伸到浦城西部的边陲地带，并包括崇安县城以西的大部分乡村，上梅暴动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崇浦地区上空。

上梅暴动震惊了闽北反动当局，敌卢兴邦和驻浦城吴鼎元部调兵分数路向上梅、际下和岱后等地进攻。10月31日凌晨，敌人偷袭了后坜民众局机关。由于反革命分子的告密，敌人发现了徐履峻。徐履峻纵身跃上屋顶，连续击毙数敌，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英勇牺牲。

陈耿：闽北红军主要创始人

徐履峻牺牲后，陈耿挺身而出，接替了徐履峻的职务和未竟的事业，肩负起继续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重担。在陈耿的领导下，第二次上梅暴动取得了成功。闽北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武装民众队有16支，并形成了崇安东部的上梅、西部的吴三地和崇浦交界的黄龙岩以及江西铅山石垅地区的红色武装割据，奠定了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坚实根基。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制订了《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军事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军事大纲》规定了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工农分子，尤其应把工农地方武装中的勇敢骨干分子挑选到红军中来。而红军干部，要进行必要的培训，并尽可能吸收城市工人到红军干部队伍中来，以利改变以农民为主的红军成分，确保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在上梅暴动创建的红色武装民众队的基础上，截至1929年4月，崇安民众队已发展到16支，2000多人，500多支枪，巩固和发展了以上梅、黄龙岩、吴三地为中心的3块游击根据地。崇安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客观上形成闽北地方的武装割据局面，反映了崇安县委和民众局领导的革命武装产生了新的质的飞跃。但是，毛泽东说，“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1929年4月下旬，崇安县委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红色武装的领导机关从军政一体化的民众局中划分出来，成立了红军局，由县委书记陈耿任红军局总指挥，统率崇安地区武装力量。还将16支民众队陆续编为红军团。

10月，中共崇安县委依据《红军之意义》和《红军之武装》两个文件为建军纲领，将16支武装民众队陆续编为各队红军。同时，崇安县委在岚谷区黄龙岩村召开各队红军负责人会议，将各队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55团”，全团下辖3个营、9个连和1个特务连，共500余人。团长由县委书记陈耿兼，副团长左诗赞、丁细俤，一营营长郑小㬳，二营营长吴永旺，三营营长郎庆生。

根据当时的军情，55团主要分散以连为单位开展游击活动，一连驻地齐白，二连驻铸钱岩，三连驻坑口，四连驻地源，五连驻浆溪，六连驻仙店，七连驻厅下，八连驻首阳，九连驻牛皇坑，特务连直属团部驻黄龙岩。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各连都设有党支部，直属崇安县委管辖领导，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上梅暴动成功后创建了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维埃红色政权。闽北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7次军队番号变更。从崇安红军55团到赣东北红十军、到闽北红军独立团，再到闽北红军独立师，再到中国工农红军七军团21师58团，再到闽北红军独立师，又再到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崇安红军55团的成立，为在更广大的区域实现武装割据的局面，创造了坚强的武装后盾，成为闽北第一支在党的领导下的工农红军队伍，“虽然他们在斗争中有很多的错误，但他们斗争的意义谁都不能忽视的。他们已成了推动福建全省总暴动的动力之一。”

1930年10月，根据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令，闽北划归赣东北特委，闽北红军（55团和教导团）1500余人编入红10军，陈耿任红10军82团参谋长。1931年夏，陈耿被调往仲发学校，任军事部长。1932年冬，闽浙赣省军区成立，陈耿奉命调往军区武装部，任第一科科长。1932年开始，在中央代表曾洪易的推行下，赣东北苏区“肃反”严重扩大化。1933年9月，闽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创建人陈耿，闽北军民信赖的领袖，忠诚的共产党员陈耿竟被诬指为“反革命”，遭到逮捕杀害，年仅28岁。

崇安县对被错杀的革命者，在1958年平反、追恤66人，1964年又平反、追恤38人。1979年2月，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崇安县委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泛滥被定为“AB团”“改组派”“反革命”分子等罪名遭错杀的革命者进行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追认为革命烈士。陈耿同志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永载闽北革命史册！

赤石暴动五勇士，马刀下永生

抗日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赤石暴动五勇士英名为沈韬、周奎麟、汤定波、黄刚培、王铁夫。领头人沈韬为上饶集中营“政治顽固队”第六中队（赤石暴动的主体）秘密党支部书记。

1942年6月，上饶集中营奉命向闽北撤移。以沈韬为书记的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经过秘密研究，决定在转移途中伺机举行暴动；同时，通过第六中队全体人员的秘密商讨，制定出了秘密的暴动计划。1942年6月6日，集中营到达铅山县石塘镇。军统特务头目张超召开了各中队的联席会议。张超让各中队长将本队的所谓的“危险分子”“顽固分子”名单上报营部。沈韬等5人被视为“危险分子”“顽固分子”，他们被特务吊在房梁上毒打，始终守口如瓶，未透露出半点暴动信息。

6月15日，赤石暴动的前夜，上饶集中营在闽北崇安大安街宿营。在大安街，为了防止出意外，军统特务将沈韬、周奎麟、汤定波、黄刚培、王铁夫五花大绑押往大安溪边，用马刀活活砍死。五勇士铮铮铁骨，临死不惧，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新四军五勇士为了赤石暴动的成功，严守机密，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赤石暴动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