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锭占宽明方建星

林植夫，福州人，1891年出生官宦人家。其父亲林韶荣曾在四川省荣昌县当知县，伯父林韶年曾在云南担任巡抚。林植夫9岁随父到四川念书。15岁时伯父送他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在日本成城中学、第五高等学校读书，后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攻读林业正科。其间，他经林觉民介绍，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并认识在日本留学同盟会会员朱尔英（崇安人）。那时，他还与在日本的蒋介石、宋美龄也有一面之交。

1931年4月，闽北红军第一次解放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时，朱尔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福州。此时，林植夫在福州担任福建学院院长。朱尔英经林植夫推荐，在福建学院中文系任教。

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闽变”，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林植夫和朱尔英均以知识界人士身份参加了新政府。翌年1月，“闽变”在蒋介石的军事镇压下失败，政府成员被通缉，林植夫被迫离开福州，朱尔英也无奈地回到崇安。之后，朱尔英成了崇安县的大地主，还当上了国民党崇安县的参议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高参。

1938年，林植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投身叶挺军长领导的新四军，先在军部任秘书，后任政治部敌工部长，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林植夫代表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108师谈判。他坚持原则，同国民党高官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被国民党顽固派扣留，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在一次放风时，叶挺军长曾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嘱咐他要是能脱险，请代他送给党组织。林植夫视如生命，珍存在身上。

1942年5月，侵华日军为加强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切断浙赣铁路，消除美国空军利用浙江衢州等地机场对日本的威胁，发起了浙赣战役。面对日本大举进犯浙赣铁路线，国民党驻浙赣沿线的军队不战自退。6月，浙江的金华、衢县相继失守，江西的玉山、上饶岌岌可危时，国民党三战区将上饶集中营向闽北崇安转移。

1942年6月17日，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第六中队的新四军在崇安县赤石渡口成功举行了集体暴动。集中营敌特于6月19日进行报复，将59名被囚新四军干部和爱国志士押在“虎山庙”集体屠杀，除一位幸存，其余58位全部壮烈牺牲。6月20日，国民党三战区将上饶集中营从崇安县转到建阳县徐市镇，后转移到回瑶乡。

1943年9月，上饶集中营从建阳县回瑶乡迁到崇安县的老鼠排村。老鼠排村位于崇安县的城南，分上下老鼠排两处。集中营迁来时，把村上老百姓和制茶工人全部赶走。第1、2、3中队的“囚犯”关在上老鼠排的民房里；第4、5中队的“囚犯”关在下老鼠排的茶厂。上饶集中营团部设在崇安县城南门外江西会馆。这期间，著名的爱国人士、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就被囚禁在这里2年零1个月。

其间，第三战区向在南京的蒋介石呈报了一份拟将处决的集中营新四军干部和爱国人士名单，内有林植夫名字。蒋介石碍于与林植夫有一面之交，且考虑到林植夫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较多的交往，杀了他政治影响大，于是指示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要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对其予以特别关照。这样，林植夫不但保住了性命，而且还被任命为国民党少校农业教官，有机会自由进出崇安县城。

1943年冬的一天，林植夫在崇安县城意外地遇到了朱尔英。久别相逢，两位朋友喜不自禁，朱尔英急忙邀林植夫到他家中叙谈。叙谈中，林植夫感慨地说，自从“闽变”失败，他被迫出走后，几经周折到了延安，后参加新四军，并在军部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皖南事变时，他突围未果被俘，从此被囚禁在集中营。接着他又说，别看国民党给他穿上了少校军装，实际上国民党并不信任他，暗地里还派出特务监视他。朱尔英笑着说：“老朋友，不用怕，我现在是国民党崇安县参议长，还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高参。”林植夫听后，心想有了保护伞。此后，他便时常到朱尔英家做客。

在朱尔英家，林植夫常谈论抗战方面的事，每当此时，朱尔英的儿子朱宗汉就会在旁津津有味地听着。林植夫见朱宗汉少年英俊，讨人喜欢，就有意识地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特别是讲朱宗汉的表兄孙克骥在新四军中任团长，带领队伍反蒋抗日、冲锋陷阵的故事，朱宗汉心中的爱国热情被渐渐点燃。朱宗汉后来果然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共崇安城工部的书记。

1944年初，林植夫见朱宗汉倾向革命的政治意愿已经明朗，觉得是个可以依赖的人，于是，就把埋藏在心里的一桩事透露给朱宗汉。他说，他在皖南事变突围被俘前，叶挺军长曾估计到，如果林植夫被俘是能够保住性命的，而他自己则可能会死；并且还用铅笔在两个指头大的纸条上写下了“此去生死未卜，如有万一，妻子儿女希望朋友照顾”的嘱托，交给林植夫。说到这里，林植夫心情十分难过，他看了看朱宗汉又接着说：“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因为还没有将叶挺军长的嘱托送出狱外，所以我不能死。”他又从棉衣的夹缝里取出那张写着叶挺军长嘱托的纸条给朱宗汉看。不久，林植夫又高兴地对朱宗汉说，现在可以放心了，他已经将叶挺军长托办的事办成了。他已把叶挺军长的字条托付给一位名叫王大夫（化名，新四军人员，曾在德国留学）的难友，因为王大夫医术高超，集中营里的特务头子张超等人病了，都要请王大夫诊治，估计敌人不会杀害他，相信一定会有机会获释的。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签订了旨在两党合作、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当局被迫解散集中营。但对林植夫的释放，国民党方面却提出了3个附加条件，即必须要有家产10万元以上、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任县级以上职务、在军队中有少将以上军衔的人担保，才能释放出狱。作为林植夫老朋友的朱尔英正好具备了这个条件，于是，朱尔英慨然出面担保，在履行了担保手续后，林植夫终于获得释放，重获自由，去了香港。

1949年1月，林植夫由香港转道去解放区，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接见他。同年8月福州解放。9月，上海市市长陈毅指示他回福建主持民盟组织，在党外发挥作用。他回福州后，成立民盟福建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0年后，林植夫历任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

1965年春，林植夫因在上饶集中营和集中营崇安老鼠排囚禁处长达5年之久，身体极度虚弱。在卧床不起时，他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说：“我死之后，如果医学上有需要，就拿去解剖，解剖后拿去化灰当肥料。”他视死如归、态度积极乐观，体现了一位抗战老兵的铁军精神。

1965年10月28日，林植夫与世长辞，终年75岁。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政府等联合举行了公祭。

图为上饶集中营崇安老鼠排囚禁处旧址(资料图片)

图为上饶集中营崇安老鼠排囚禁处纪念碑（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