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闽赣省委审时度势，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谈判。闽北红军游击队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下山集中到江西铅山石塘进行整编集训，改编为新四军3支队5团，然后奔赴皖南抗日前线，取得了红杨树、繁昌等战斗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他们在皖南事变中，为了保卫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突围，血战东流山，除1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在敌后，闽北儿女在中共闽浙赣特委和福建省委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有力地支持了前方的抗日斗争，直至迎接抗战胜利。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同胞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又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一步提出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闽北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进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谈判，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北得以形成。在中共闽赣省委、闽浙赣特委和福建省委的领导下，英雄的闽北儿女纷纷踏上抗日救亡之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人生的壮丽诗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了缅怀革命先辈们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大洲谈判与闽北国共和谈局面的形成

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在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下达的“闽北红军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部队取得联系”的电报指示，于1936年4月在福建政和洞宫山仰头村与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会晤，双方就成立闽赣省委统一领导闽北、闽东2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6月，黄道等从政和返回崇安后，在岚谷宣布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并任书记。

闽赣省委在艰难困苦的游击斗争岁月中，十分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千方百计探听山下山外的消息。1937年初，省委书记黄道偶然看到一张从江西广丰带回的包盐的报纸上登载有“西安事变”的消息，得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主张的情况，意识到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他除派人去上海、香港找党的关系外，还不断派人下山购买有关书籍、报纸，部队在作战时，还把缴获国民党的报刊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黄道从中获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冯玉祥等关于国共合作的提案等，特别是派去寻找党中央的吴华友从香港寄回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重要文件。他立即组织省委机关同志学习讨论中央文件，引导大家分析形势，理解中央精神，把思想认识从反蒋转到联蒋抗日上来。

1937年2月7日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及革命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暴行以及企图占领福建省的阴谋，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3月7日，闽赣省委又组织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黄道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并发布训令指出，当前“党的总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号召人民“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都参加到反日阵线上去”（1937年3月7日《闽赣省军政委员会政治部训令》）。同时确定在政策上实行五个方面的转变，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①对一切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动头子都要加以保护，并吸收其加入反日阵线；②对小工商业应加以保护，对较大的商家也只能向他们捐款；③对于富农也不应捉来罚款或捐款；④对小地主，只要能同情反日，民愤不大，自动捐款的可不没收其财产；⑤对俘虏来的白军下级军官，应进行反日宣传，并释放回去（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著《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176页）。3月28日，闽赣省委在《关于红色五月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设法找其他能够联合的反日政治派别的武装同志部队，进行民众革命统一战线的谈判，吸收他们加入抗日联合会，与他们结成反日巩固联盟”。并通过“快邮代电”，不断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

“八一三”事变后，为尽快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的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领导人黄道、曾镜冰、曾昭铭联名致函南京国民政府（电报由国民党邵武专员公署转呈），提出建立南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9月20日，又通过国民党光泽县长高楚珩专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提出合作抗日3点主张：1.同意将抗日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2.要求允许和朱德、彭德怀通信，以求得中共中央的指示与领导；3.在谈判未确定之前，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要求福建军政机关立即将崇安城至分水关一线，崇安城至岚谷一线，星村、曹墩等地至建阳杜潭、邵武二都桥等地国民党驻军首先撤退（《1937年9月20日黄道同志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函件》）。这时，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也有意愿同中共闽赣省委谈判，于是释放了关押在南城监狱的中共光泽县扫帚尾区委书记蔡诗珊，闽赣省委便委派他负责联络国共双方谈判具体事宜。9月24日黄道、曾镜冰还联名致函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征求他对闽北国共和谈的指导意见。不久，叶剑英回电黄道，就抗日救国问题作了指示。随后，闽赣省委又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取得联系，并按照东南分局的指示开展工作。

而在闽北国共和谈之前，国民党军对我闽北游击区还进行残酷的“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损失2000多人，闽北红军最杰出的将领吴先喜、黄立贵也先后牺牲。因此，广大红军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对国共合作，思想上却一时难以转弯，认为：“国民党和我们打了10年内战，‘五角星’同‘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叫嚷要消灭红军，我们天天喊打倒国民党，怎能握手言和？”于是，黄道、曾镜冰等省委领导就分别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黄道指出：“国之不存，民焉能安？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打仗，建立苏维埃政权，代表的是劳动人民的利益。现在我们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代表的是全中华民族的利益，为的是不做亡国奴。因此，我们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包括国民党本身，一致起来抗日，这是全中华民族的利益之所在，当然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红军的利益所在。”（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著：《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178页）对于有的干部战士担心国共合作，我们会吃亏的想法，黄道明确指出：“国共合作是联合对日作战，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去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搞阶级投降。他们搞抗战我们欢迎，他们要捣乱，我们也不客气。”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和驻军捣乱，黄道、曾镜冰、曾昭铭在致国民党光泽县县长的信中严正指出：“对于国民党政府及蒋委员长的抗日，我们当竭诚拥护”，“如果破坏抗日，兄弟相戕，我们不但自己不愿为，而且对此种行动，也决不加以宽恕。”（《闽北党史文献》第三集，第440页）经过闽赣省委领导的努力，闽北地区的国共和谈时机成熟了。

1937年9月底10月初，江西省国民党代表江西第7保安副司令周中恂和光泽县县长高楚珩与闽赣省委代表中共闽赣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闽赣省委秘书兼儿童局书记黄知真和闽赣省军区教导大队教导员邱子明，在光泽县霞洋乡（今寨里镇）大洲村举行谈判，达成如下协议：闽赣省方面停止打土豪，改分田地为减租减息，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方面，同意释放政治犯，提供红军给养和红军集结点，保证闽赣省方面赴中央汇报工作同志的安全等（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03年9月第1版，第859页）。谈判结束后，黄道、曾镜冰来到大洲村，代表中共闽赣省委、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接见并宴请国民党江西省代表周中恂和高楚珩，省委机关下山，住进大洲村（黄知真：《回忆大洲谈判》，见光泽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大洲谈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一方面派曾昭铭、曾镜冰先后赴江西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大洲谈判情况，一方面指示所属的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崇安等游击区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举行谈判。但是，驻崇安、邵武、建阳的国民党军对大洲谈判协定不予理睬，不断向游击区进行武装挑衅。为此，闽赣省委不得不派饶守坤、王助、马长炎、左丰美等率部进行自卫还击。10月14日，闽北红军在24小时内，连续拔除了邵武二都桥、建阳响古村、杜潭村3个国民党军据点。同一天，由汪林兴率领的闽北红军主力也一举摧毁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国民党军炮楼。闽北红军的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停止武装挑衅，遵守合作抗日协定（《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178页）。11月，闽赣省委抓住有力时机，指示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和崇安游击区以大洲谈判协议为蓝本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分别就团结抗日、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协议。

大洲谈判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协议，充分展现了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为后续国共合作提供了区域性示范。它实现了闽北三年游击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为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5团提供了历史契机，促成了闽北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合作，成为闽北国共联合抗日的重要里程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