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胜

党组织的壮大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

1938年1月，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调任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统战部部长、江西省委书记，对外身份为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同时，东南分局解散了闽赣省委，成立闽浙赣特委，由曾镜冰任书记，汪林兴任组织部部长，王助任宣传部部长，孙克骥任统战部部长，俞雅鹿任职工部部长，左丰美任青年部部长，下辖建松政和邵武两个中心县委及崇安、浦城、顺阳、光泽、上饶、铅山等7个县委。

为了便于进行合法斗争，闽浙赣特委在崇安长涧源建立了合法组织--新四军3支队崇安留守处。1938年2月20日，新四军叶挺军长发布命令，委任军部参谋曾镜冰为留守处主任，3支队副官汪林兴为副主任。2月27日，曾、汪联名致函国民党崇安县县长蒋伯雄，将叶挺军长委任令和2月25日留守处已在长涧源办公的情况通知县政府。留守处的任务，主要是联系新四军办事处和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交涉新四军北进后留守地方的事宜，努力做好新四军官兵家属慰问、安抚工作和前后方通讯联系；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继续收编失散在各地的游击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了统一对福建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反顽斗争，193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的指示，闽浙赣特委和闽东特委合组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同年8月又划进闽中党组织）。省委机关设在崇安县坑口村头村，原闽浙赣特委书记曾镜冰任省委书记，范式人为组织部部长，王助为宣传部部长，左丰美为军事部部长，汪林兴为民运部部长，俞雅鹿为职工部部长，王文波为青年部部长。省委下辖闽北、闽东2个特委和建松政、莆田、福清、泉州4个中心县委。

在福建省委的领导下，闽北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发动、组织各阶层人民，团结各党派和抗日团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是组织抗日宣传队。抗战初期，来到闽浙赣边区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日宣传第二队、无锡流亡服务团、上海教育服务团、上饶宣慰团、平津流亡学生团、厦门前线战地工作队及浔饶师管区官兵同乐会等抗日宣传团体，共300多人，他们在闽浙赣边区演讲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南平（今延平）、建瓯各中学及旅外大学生回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和旅外回乡救亡宣传队，动员各界民众投入抗日洪流。顺昌洋口英华中学与仁寿中心小学，组织学生晨呼队，上街宣传抗日。

二是举办抗日剧社。闽北各县成立了“七七”剧团、抗敌剧团、青年剧社等抗日戏剧团体，经常义演《放下你的鞭子》《为国牺牲》等抗日戏剧。同时派小分队到各乡村巡回演唱，揭露日寇在中国国土上的血腥暴行，激发民众抗日情绪。

三是开展抗日歌咏活动。抗战初期，抗日歌咏团、

队遍布闽北各城镇，他们经常在大街小巷、集镇、村寨教唱《黄河大合唱》《救亡进行曲》《大路歌》等抗日救亡歌曲，控诉日本侵略者在我东北所犯下的罪行。

四是出版抗日报刊。闽北党组织和抗日团体创办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报刊，主要有建阳的《民力》，邵武“协和大学”的《笔报》以及《顺昌抗敌日报》等，各县城区、学校还出壁报、画刊、宣传栏，大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和抗日的统战政策，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号角。

五是开办生活书店和书报合作社。书店实行开架

售货，读者可以自由阅选，深受爱国而经济困难的青年欢迎。同时还采取隐蔽方式销售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为闽北人民提供精神食粮。

六是组织读书会。读书会多数是中共党员组织的，阅读的主要书籍有《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西行漫记》《法兰西内战》等。他们通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团结、教育广大师生。

七是组织抗日募捐活动。为了筹集资金，支援前方抗日，闽北许多县城都组织义卖、义演、义唱活动，当时以南平城区义卖“油炸桧”（即炸油条，意喻油炸汪精卫）的声势最大。据《南方日报》1942年1月8日载：“崇安县星村垦区垦民，应献机运动发起捐献‘垦民号’飞机，自动捐献国币1000元。”

八是抵制日货运动。闽北许多县城都发动大规模的查禁日货、倡用国货运动。建瓯县成立肃清仇货委员会，将没收所得“洋布”，裁制服装、布幕，供各抗日宣传队使用。

九是利用“抗敌后援会”进行活动。南平、建瓯、崇安、光泽、建阳、顺昌等地党组织均派人进入“抗敌后援会”，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十是组织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1938年11月，

台胞抗日领袖李友邦从浙江金华来到崇安，受到崇安的400多名台胞的欢迎，李友邦号召台胞组成台湾抗日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北上抗日。1939年2月，第一批台湾抗日义勇队40多人从崇安抵达浙江金华，随同前往的6名台胞子女组成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共产党员张一之任少年团指导员，下半年，义勇队成立中共支部，张一之任书记。到1940年初，台湾义勇队增加到100多人，少年团增加到50多人。他们在统战、宣传、生产、医疗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抗战的工作。1940年6月，部分台湾少年团团员受团部委托，回到崇安进行慰问，演出的抗日剧目有《为了大家》《打杀汉奸》等，并在武夷山隐屏峰用赫红颜料书写“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的巨幅标语，扩大了抗日宣传，也鼓舞了包括台胞在内的闽北人民的抗日斗志。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队伍，他们在皖南前线和武夷山建立的抗日功绩，与祖国的抗战史共存。

最后，接应新四军暴动人员。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江西上饶设立了集中营，以关押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江南爱国人士。1942年5、6月间，先后发生了新四军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闽北党组织闻讯后，组织人员共接应暴动人员46人，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60多人的抗日游击纵队。9月间，他们重返抗日前线。新四军两次暴动，被誉为我党领导的监狱斗争史上的壮举，它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关于新四军被俘人员和革命志士已经屈服投降的谣言，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党史和新四军军史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