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大放鞭炮，庆祝抗战胜利。不料市场物价大跌，我们尽量脱售商品，筹集资金，准备赴杭州采购商品。到达杭州，物价已经上涨，我们脱售的价格，已经办不进货，接着物价天天上涨，今天货卖出去，明天补不进，这样，我跑来跑去，跑了三个月，我的一点小本资金就亏光了，上饶我们合伙的店面也关了，只好回家叹气休息。
这年冬初月尾，我在家中坐在母亲面前，同母亲商量，我说，当前我的心情非常苦闷，没有资金做生意，这样下去，坐吃山空，一个青年人在家吃老本，被人看不起，是不行的。当时母亲说，你说得不错，那你想怎么办呢？我说现在想将祖上分给我父亲的排山水口外新桥头的2.25亩粮田出售，售出的钱来做资金，先做流动生意，有了头绪，准备明年春夏间租一店面，开个百货店，比较安全，你说好吗？母亲当场答应，同意我的意见，并支持我这样干，于是我就写了一块竹牌，插在田中，不久，就有人从中介绍，与我联系卖田的事，直到农历12月上旬谈妥，中旬兑价。
这时，我对钞票放在家中很不放心，我就同母亲商量说，这些钞票，放在家中不用，将来物价上涨，是要吃亏的，我想春节前赴沪一趟，将这些钱购进商品，以免再次吃亏，还有利可图。母亲同意我的计划，于是我就带着现钞去上海了，到达上海是过年前一天下午，来不及购货，这年我就在上海过了。不料上海商人，正月初一至初五这五天不做生意，是关门过节，要到初六日开门做生意。因此我就在上海清清闲闲的玩了五天。直到初六日开门，才开始进货，上海人看我带着现金购货，认为这是开门红，大吉大利的喜兆，待我非常客气，价格特别优惠。货交明丰运输公司托运，我就乘火车回杭州，再由杭州乘船到兰溪，由兰溪乘汽车回上饶，回广丰住了四天，第五天货已到达上饶，我到上饶时，适逢上饶信谊商行开业，专门代客卖买，是杨老四做经理，每批货按代售价收取2%手续费，我就将我这批上海进来的货直接运到信谊商行御货，委托杨老四经理代售，由于我这批货，到饶最早，适合上饶需要，二天内就售完结束，计算了一下，赚了法币1000多元。这时，信谊商行为了扩大经营，正在集股筹资，每股法币1000元，我就将这次赚的1000元作为壹股，投入信谊商行，以后联系业务，比较方便，1946年起，到农历五月份，我已做了四次，就得利达4000多元。接着上饶振业运输行又在集股集资，经杨老四经理介绍，我又投资1000法币给振业运输公司。 五月底回家，向母亲汇报了一下，除投资信谊商行，振业运输公司5000元法币外，还多了2000元，母亲听了很高兴。到六月底，我又赴沪购货做生意，为了多进货源，好多赚钱 ，我又进了几批货，直到这年冬季初.我看上海烟叶生意有利可图，回广丰时，就和顾钟崑、潘维山三人合股做烟叶生意，我将所有资金全部交给顾钟崑收购烟叶用，同时我亦下乡收购烟叶，到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等地，收购了烟叶约有6000多斤，广丰方面顾钟崑和潘维山亦收了黄烟20000多斤，由于我的资金较少，就按集资金额计算，到1947年春，开始理烟装篓，到四月中旬运往上海。我亦一起和他们赴沪，据初步结算，只有26件装篓烟，我就将这26件烟售出的款向顾钟崑、潘维山每人套20件烟款，全部购进百货，准备回广丰开店，店面早已谈妥，只要付一半店租，就可开业，店面地点在东街益美弄口，一直二层。货运到广丰，已是四月下旬，准备端午节前开业。人手我自己一个，我姑父介绍他的孙儿王大帮到我店做学徒工，同时我又请了俞茂释师兄，他和我在锦恒春店是师兄弟关系，可以选定五月初四开业，招牌是周永大百货店，开业后生意尚可。1947年10月，我妻生一男孩，取名周重礼。自开业至年底，经八个月，年终盘点结算，获利一般尚丰。
1948年初，由于内战愈打愈烈，解放区越来越广，物价天天上涨，生意难做，加上国民党伤兵，经常乱打商人，强买商品，否则就乱打货橱柜台，由于物价天天上涨，法币天天贬值，逼得蒋介石下令财政部发行金元券在市场流通。接着下令“八一九”限价，以后出售商品价格超出“八一九”的，一律依法处治，同时上海成立打虎队，命蒋经国为上海打虎队队长，蒋经国自认是太子身份，高人一等。号召上海市民人要节约，不准浪费，高级饭店，酒家请客不准吃鱼翅，如被查到照补席价，加倍罚款，这时蒋经国天天带着白袖套打虎队，检查“八一九”限价，查浪费，查仓库囤积居奇，结果查到孔祥熙的仓库，内藏棉花、棉纱堆积如山，蒋经国立即贴封条，准备将这批棉花、棉纱放在上海市场出售，缓和一下上海物资紧张局势（未成）。
“八一九”限价期间，我和家属刚到上海，第二天我在上海先后就进了40箱百货，边进货边交明丰运输公司托运，此时沪杭浙铁路的客运和货运没有直通，一定要在杭州转南星桥再转浙赣线火车可能到达上饶，这次我货运到广丰销售很快，生意较好，上海套用烟款，店中基本付得差不多。上海方面的物资越来越紧张，因此上海采取措施，严禁商品出口，我最后五箱百货运到杭州公益昌运输行，也被杭州当局暂扣，不准上火车运出，这次赴沪，我和家属在上海福建南路大方饭店住了40天，在沪玩了好多公园。
孔祥熙私人仓库被封，不甘心个人利益受损，因此硬着面皮，求救三姨宋美龄，三姨父蒋介石，但蒋宋二人对这件事没有再三思考，硬要蒋经国取消孔祥熙仓库封条，由于这样，上海的“八一九”限价等于开放了，搞得蒋经国很灰气，打虎队的队长亦不干了，回南京去了。
上海的物价涨得更快，甚至一日涨三次，我和家属回到广丰，杭州暂扣的五箱百货也运到广丰店中，这五箱百货到达广丰价格翻了一翻，这样我的钱多了，资金充实了，生意好做了，真是我的好运气。
1949年二月初，我又到上海购货，由于上海战役紧张，我办好16件货物，马上就回家了。
这次回广丰货物价格翻了几翻 ，赚了不钱，当时我算了一下，除留足资金，还有几千法币，于是我算了一下，除了交三年店租，给店员发了奖金，其余的钱，全部交给慈善机构，救济孤儿孤老，我博得了一个“慈善”的绰号，这次赴沪货进货真是名利双收。
根据周廷光，《我的回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