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炼钢厂（即原江南制造局炼钢厂）和汉阳铁厂均迁往重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两家钢铁厂融为一体，在烽火硝烟中艰难生存，为民族工业留下一枚弥足珍贵的火种。

抗战胜利后，中国钢铁工业欲重振旗鼓，然而雾霾重重，路在何方？

五上海炼钢厂和汉阳铁厂内迁

▲1939年底，钢迁会拆卸的物资运抵重庆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炼钢厂成为日本侵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工厂奉国民政府命令，拆卸主要生产设备，迁往汉阳。由于战事紧张，准备仓促，炼钢厂的机器设备未来得及全部运出，两座平炉留于上海，全遭毁坏。这是中国最早的两座炼钢炉。1937年9月16日，上海炼钢厂借用汉阳铁厂旧址继续生产，仍采用“上海炼钢厂”名称。1938年4月11日，上海炼钢厂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三工厂”。

随着日寇铁蹄逐步逼近武汉，1938年3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共同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拆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等的机器设备，西迁重庆，在大渡口兴建钢铁厂。这段历程史称“铁血西迁”。时任钢迁会副主任委员的张连科实际主持钢铁厂迁建工作。他的一位朋友实地查看了汉阳铁厂后忧心忡忡地提醒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建固不易，拆迁更难，真不知该从何入手。拆到四川后，一旦稍有错误，机器的组装将困难重重。”张连科闻言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当然是先搬重要设备，我们已为将来组装机器作了周密部署。”

钢迁会艰难的转运工作从1938年6月初开始，由于时局紧张，船舶吨位有限，大量设备堆滞在宜昌码头。国民政府抽调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7000条柏木船参与运输设备。运输途中，不时有敌机追踪袭击。一位运输亲历者回忆：“我们的船负责拖运一部分工厂机器到重庆，开始有兵舰保护我们。他们有高射炮，敌机不敢低飞，只在高空用炸弹炸我们。后来，兵舰不幸被敌机炸坏了。日机就开始低飞，用机枪一次又一次地向船上扫射。我们不能按航道行船，只能东开西躲，不小心碰上了暗礁，船头栽入了水中，只有尾部仍在水面上，船上的人全部落入了寒冷的江水中。”

转运途中，共有23名工人被炸死、58人受伤。运输船只中旧式柏木船损失严重，钢迁会自己雇佣的148艘有124艘安全抵达，兵工署划拨的228艘仅有67艘安全抵达，仅此就损失随船火砖、钢轨、铁件达1300多吨。至1939年底转运结束，共有重达5.68万吨设备器材运送至重庆。当时负责战时运输的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回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在积极拆迁、转运机器设备的同时，钢迁会会同军方被迫主动破坏了不便拆除、来不及运走的设备、机件和器材。除留下部分钢轨、钢枕用于修筑工事外，将其余5521根钢轨、19199条钢枕、10条岔道、12914块鱼尾板全部投入江中。10月24日晚11时，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派爆破队炸毁了汉阳铁厂的建筑和剩余设备。

为纪念张之洞（号香涛）和汉阳铁厂，钢迁会将总部办公楼命名为“香涛院”，设计并使用了与汉阳铁厂一脉相承的厂徽。钢迁会陆续命名了洞庭村、晴川院、龟山院、琴台院、大昌里、兴仁里、邻德里等地名，有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六钢迁会建设大渡口钢铁厂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大渡口钢铁厂

1938年9月12日，大渡口钢铁厂100吨高炉破土动工。12月15日，20吨高炉开始建设，发电、炼钢、轧钢、耐火材料工程相继开工，建成一个投产一个。

1940年1月，军政部兵工署第三工厂（即原上海炼钢厂，前身为江南制造局炼钢厂）正式归并钢迁会，结束了其独立生产经营的历史。

从上海到汉阳再到重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两家钢铁厂终于融为一体，中国钢铁工业的血脉在这里得以延续。

1942年，钢迁会大渡口钢铁厂全部建成，南桐煤矿、綦江铁矿、綦江水道运输处等附属单位也先后投产。钢迁会成为当时“大后方”最大的一座钢铁联合企业，鼎盛时期有员工15699人。钢迁会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本土钢铁工业精英，也在实践中为我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各种专业的科技人才及技术工人。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大钢铁厂、大专院校、研究所和设计院等的技术领导人，许多出自钢迁会。

1942年9月，钢迁会綦江铁矿“綦（31）字第346号文”申报了一名叫“江竹君”的22岁女性入职。她就是小说《红岩》里江姐江竹筠的原型。韶华之年的江竹君,时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委委员。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她穿上灰暗臃肿的工装，走进綦江铁矿总务科任职。次年春，因再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她离开了綦江铁矿。江竹君英雄的足迹，为綦江铁矿刻下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虽然在战争时期，钢迁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搜罗了许多国外专业杂志，一遇到国外新技术就马上试用于生产。在抗战期间，钢迁会还主持试制了飞机炸弹、避弹钢板、枪管钢、迫击炮弹、手榴弹和地雷等国家急需的军工钢材和武器装备，主持设计了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平炉。技术人员利用綦江铁矿山区地形，在缺乏动力条件下利用重车的重力带回空车往复运行，创造性地设计了土台田坝至小鱼沱大坡道的运输方案，建成了重庆地区最早的“缆车”，改变了以往靠人工背运铁矿石的落后状况。钢迁会的钢铁产量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产量的90%，被誉为“国之桢干”。

为保障战争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在加紧建设大渡口钢铁厂的同时，积极扶持民办、官商合办的钢铁企业。抗战时期，重庆各类钢铁企业数量达200余个，初步形成了西南地区钢铁工业网。 （未完待续）施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