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刚

这个春节，母亲病倒了。其实，她年前就已感不适，为了过好这个年，她绝口未提自己的身体状况。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在武汉捡过垃圾、干过环卫、打过零工，劳苦半生。

进医院第一天，医生就安排了住院。一番各项检查后，医生通知第三天手术。母亲快70岁了，身体一直很健朗，“手术”一词在我看来是何等陌生。我打电话给在外地的姐姐，还未开口嘴唇已开始颤抖，眼泪夺眶而出。我只好蹲在病房的走廊里，一手抹眼泪一手改用微信跟姐姐告知病情，极力掩饰我的语无伦次，不想让姐姐过分担忧。

坐在医生办公室，医生习惯性地告知病人和家属可能发生的手术风险。在我看来，丝丝风险都是在闯鬼门关。有的事项必须病人亲手签字，仅在农村读过扫盲班的母亲此刻倒是很镇定，提起电子笔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手术持续了4个多小时，我和姐姐守在手术室外，不停站起来看手术进展显示屏，又一次次失望地坐下，感觉时间凝滞，悬着的心七上八下。麻药散去，母亲躺在病床上虚弱地和我们交流。往日里高门大嗓的形象曾令我不耐烦，此刻却幻想能天天入我眼帘。尽管各种输液管、监测仪器插了一身，母亲却没有哼一声，强装坚强的背后是顾及家人的默默承受。

元宵夜，我陪护在母亲病床前。窗外，马路两边的大红灯笼显得格外祥和，来来往往的车流都在朝家的方向奔去。母亲在，家就有核心！